周恩來的最後十年(29)

二九

　　為什麼？斯大林同我有什麼關係？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戰爭的英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面對著二戰以後「北約」和「華約」兩大陣營尖銳對峙的嚴峻局面，這個世界需要他的智慧、權威和統帥，不能沒有他，要不然，這個世界還不亂了套！這，就是我，和與我同代人的信仰！

　　因此，我對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懷有更深的感情並不稀奇。我不認識彭真，從來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但對他卻極其自然的懷有深深的敬意。

　　在「文革」前夕，彭真身處逆境，面對驚濤駭浪的時刻，仍敢於大聲地喊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八個字。這確是代表億萬正直的中國人民喊出的心聲！這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老戰士堅定地捍衛真理的呐喊聲，令我敬佩不已，永生銘記心中。當初，我看到報紙上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正確觀點時，我內心是擁護彭真的觀點的，但沒有勇氣公開跟著說，更不敢響亮地跟著他那樣喊。看來，偉人畢竟是偉人。

　　粉碎「四人幫」以後，彭真重新恢復了工作。他親自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部《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後來又直接主持了《憲法》的修改工作。可以看得出來：彭真在將進入高齡老人的時候，用拼命工作的精神來彌補那已經丟失的寶貴時光。他為我國建成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希望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訪華時，我知道彭真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他沒有離開北京，因為他的保健醫生與護士同我在一個辦公室工作。我從沒有聽說他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黨政第一把手等職務有何變動或被免除。此時，周恩來代表党和政府接待重要外國貴賓來訪活動的重要場合，見不到彭真出面，不合常理，不可思議。更何況，同年2月，彭真和陸定一等人出席毛澤東在武漢召集的會議，討論那個後來被稱之為「二月提綱」問題，時間不到兩個月，怎麼會……

　　那時，我奉衛生部保健局之命作為陸定一的保健醫生隨同去武漢。因陸定一的健康狀況不大好，患有較重的冠心病伴慢性心房纖顫。出發前，我們組織心臟病專家給他會診，提出診療方面的建議。

　　陸定一時任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主管文教衛生工作。他赴武漢出席毛澤東召集的會議，同機前往的還有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等幾個「筆桿子」。彭真、康生等人也先後抵達武漢。大家同住在武昌東湖賓館「百花」大院內。陸定一住的是「百花一號樓」，這是我熟悉的一所房子，我曾隨董必武在此住過一段時間。

　　這次會議的內容就是「文革」高潮中人所共知的，遭到口誅筆伐的所謂「二月提綱」。這是後來的事了。

　　到武漢時，正值初春季節。北京尚是春寒料峭、乍暖還寒的日子。然而地處長江中上游的武漢三鎮已是春光一片，原野裡灑滿了滋潤的綠色，散發出濃郁芬芳的泥土氣息。美麗的東湖賓館大院裡亦是鬱鬱蔥蔥。這樣的自然景象從直覺上給人帶來一種春回大地、勃勃生機、暖融融的舒適及歡樂祥和的感覺。

　　住在東湖賓館大院裡的首長們，每天到院子裡散步，沐浴在北京少有的和煦春光裡。當然，在表面上看來高層領導人之間氣氛融洽。其實，上層關係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可是，這個時候有誰能夠感覺到國家政治生活中正孕育著一場嚴重的危機呢？

　　以前，每逢「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我在天安門城樓內臨時設立的醫療保健室值班時見到過身材魁梧的彭真同志。這次有幸在武昌能見到年過花甲、氣宇昂然的彭真和身材勻稱、面貌清秀、待人親切的夫人張潔清同志，與他們的隨員一同到戶外散步。

　　「你是張大夫？是北京醫院的？」張潔清同志主動問我。

　　「是，我是北京醫院內科醫生。」我簡單地回答。這是我第一次同她講話。

　　「聽你的口音是南方人？南方什麼地方？」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都聰明、機靈。」她誇著「上海人」，我未敢吱聲。

　　彭真同志的醫療關係在北京醫院，他的保健醫護人員是我的同事，彼此都熟悉。她大概是從身邊工作人員那裡得知我的姓名，領導人見面彼此打招呼，邊散步邊說話，一切都很正常。不過，從未見到康生同彭真、陸定一等人一起散步。那時，我只知道康生是個「大筆桿子」、「党的理論家」。他大概忙著寫文章沒有時間到戶外來活動吧？我自然不可能會有別的想法。

　　住在東湖賓館期間，偶爾在院子裡遇見康生；只見他嚴肅、冷峻、少言寡語，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態，同彭真和陸定一他們那種和藹可親、平等待人的態度相比，迥然不同。1972年初康生患病後，周恩來到釣魚臺8號樓去看望他，我常跟隨左右，有機會見到康生，但從未與他說過一句話。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康生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經常參加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及造反派組織。在許多場合，康生的講話顯得特別「左」，根本無法讓人理解。我清晰地記得他在多種場合說過：現在，無論哪一個地區、工廠、機關或部門，凡是那裡共產黨員多、勞動模範多、共青團員多，這些地方受劉少奇的「黑修養」（《論共產黨員修養》）毒害就深、保守勢力就大、運動的阻力就大，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自己不革命也不讓別人革命！你們要勇敢地衝破這些重重的阻力，造他們的反，自己解放自己！康生用他那改變不了的濃重山東口音一個勁兒地煽風點火，鼓動造反派起來「革命」，唯恐天下不亂。我聽了他的講話，心裡感到彆扭，很不舒服，覺得他哪裡有點「革命老前輩」的味道？虧他還是個黨中央領導人呢，他是要把全國各地的黨組織都搞垮，真是難以置信。

　　在同一個會場上，周恩來的講話總是與「中央文革小組」那一夥人唱的不是一個調。他講話離不開「團結」兩個字。他從不輕易給哪一個組織或派別貼上「革命」還是」保守」的標簽。他常說：我們都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正確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要理論聯繫實際，都要學習對方的長處，不要互相攻擊、亂扣帽子、隨便說人家是「保皇派」，這樣不好嘛！不利於團結的話少說，不利於團結的事不做。我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和群眾都願意進步、願意革命，你們要團結幹部和群眾的大多數，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加強團結！這些是周恩來在「文革」動亂期間，接見無數次造反派中常用的、典型的語言，聽了順耳、叫人舒服、令人信服，即使造反派心裡不服也沒轍。

　　不過，我在武漢時絕對沒有想到過「中央領導層」出了什麼新問題。他們白天到毛澤東處開會，晚上看電影，也有到毛澤東住地參加舞會。到達武漢後，只要毛澤東那邊晚上有舞會，陸定一處又能離得開，我總不放過看看毛主席的機會。但我未看見彭真、陸定一和康生等領導人一起到毛澤東住地參加舞會或看電影的情景。只見過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等人到毛澤東處作陪，可能是出於禮貌和盡地主之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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