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30)

三〇

　　在武漢期間的一天上午，湖北省委有幾個領導同志（不是王任重書記，亦不是張體學省長）到東湖賓館看望陸定一同志。因為，當地有關人士對「八七」會議會址和參加者的情況說法不一，他們知道陸定一是「八七」會議參加者，他們相信陸定一能幫助他們搞清楚。陸定一等人看了兩個地方，來到其中一處二層樓上一間不大的房間裡，他向地方領導人作了較詳細的介紹與解釋，大家滿意而歸。

　　大約是到達武漢後的第二個晚上，陸定一身邊工作人員向我提議：晚上陸部長可能睡不好覺，你可以根據情況主動給他加點安眠藥。陸定一住在東湖賓館百花一號樓，房子的格局是從走廊開門進入他的辦公室，臥室的房門與辦公室相通。

　　陸定一的生活習慣是晚上睡得晚，第二天早晨起得也晚。這天午夜12點左右，我開門進了他的辦公室，房間裡厚厚的暗紅色絲絨窗簾都已拉上，辦公桌上的檯燈亮著，綠色燈罩將光線背向臥室，故室內光線昏暗。臥室房門關著，但未關嚴，故意留有一絲小縫便於隨員出入臥室時不至於開門發出響聲。辦公桌上有一隻熱水瓶、一個茶杯，我走近辦公桌，只見檯燈下有一張不帶格的普通白紙，紙上用鉛筆赫然寫著「豁達大度」四個大字，見到這幾個字使我怦然心跳。這是怎麼回事？從字面看，首長顯然是遇上了煩心的事情，他寫此字用以自警、自勉與自慰。我哪裡知道，這些都是後來爆發「文革」動亂前夕，中央幾位重要領導人早已遇到了麻煩的信號，是打倒彭、羅、陸、楊的前奏！怪不得，秘書向我交代：晚上陸部長可能睡不好覺！

　　我輕輕推開了臥室房門，側耳細聽室內陸部長睡著了沒有，聽了約兩三分鐘未聞一點鼾聲，諒必沒有睡著。我把事先準備好的裝有安眠藥的小藥瓶放在茶杯旁，又輕輕關上臥室房門，悄然離開辦公室回到自己房間。但此刻，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不得入眠，心中茫然一片。

　　我們已經歷了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批判「彭、黃、張、周」（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的廬山會議，至此才六年多，現在上頭又出了事兒？

　　我還清楚地記得，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往災區視察工作，他有時白天，或是夜間在他乘坐的專列上跟彭真通電話保持工作聯繫，可見，彭真在黨中央的地位之重要。我就想不通，才過了幾個月啊，還是這個彭真難道便出了「問題」？如何解釋？誰能告訴我？

　　回想60年代前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再同那幾年國內政治形勢聯繫起來，便逐漸體會出「一點道理」來。

　　自從赫魯曉夫上臺領導蘇聯共產黨以來，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漸漸產生原則性的意見分歧和爭論，中國共產黨對蘇共採取嚴厲的批判態度，稱蘇共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而淪為修正主義。他們不再是從前的「老大哥」而是以「老子党」自居，不尊重兄弟黨和兄弟國家，要求別人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他們對外實行大國沙文主義、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中國共產黨先後發表了「一評」到「九評」的巨篇宏論同蘇共進行了公開的論戰，最終導致兩國關係迅速惡化，甚至發生了珍寶島軍事衝突事件。

　　毛澤東擔心中國共產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蛻變為修正主義，發生「國變顏色」、「党變修」的根本性大問題。

　　早在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5年，在擴大的中央常委會上他不無憂慮地向大家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後來，他經常講、到處講「修正主義」和「階級鬥爭」問題，到了1966年，他親自發動並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進一步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基本觀點來看待和處理一切社會政治問題。

　　那位怕風、怕光又怕水、病病歪歪長年養病不工作，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接班人林彪，借機將個人崇拜推向新的高潮。他亦步亦趨、推波助瀾，他以「高舉」、「突出」毛澤東思想、口口聲聲稱毛澤東是「天才」為手段，達到他不可告人之目的。

　　林彪一夥人只講空頭政治、大話空話，不做實際工作；只務虛、不務實。他們破壞了党的優良傳統與作風，毀壞了黨在人民中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信，使黨脫離了廣大群眾；林彪同「四人幫」沆瀣一氣使無數幹部與群眾遭到殘酷的迫害。他們先在黨內外作了充分的輿論準備，並找機會採取行動。比如，1965年11月，葉群便是在這樣一種政治大背景下攜帶林彪的親筆信神秘地趕到杭州毛澤東在西子湖畔的汪莊別墅，當面誣告了羅瑞卿。毛澤東輕信了讒言。12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緊急會議批判羅瑞卿，林彪等人借機攻擊羅瑞卿、整垮羅瑞卿。羅瑞卿在會上沒有發言的機會，有口難辯。

　　大的政治氣候形成之後，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免去了彭真和陸定一等人黨內外一切職務，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處境也十分艱難。

　　是年秋末冬初，彭真突然被人從家裡揪走，堂堂北京市的首腦人物不知了去向，霎時間，彭真「失蹤」了的傳聞迅速傳遍北京和全國，難怪，1966年「文革」動亂開始不久，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和總書記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向參加會議的幹部和群眾檢討有關「工作組」問題的「錯誤」時也只得違心地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像我這樣的一般群眾怎能理解發動這場「史無前例」動亂的「真諦」？

　　毛澤東要親自發動、親自領導並親自指揮那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恐怕是誰也阻擋不了，但這場運動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央高層領導人所始料未及的，也都被動地捲進去。那時，周恩來的思想認識總跟不上局勢的發展。他常用以往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來處理「文革」引發的種種突發事端，仍希望將「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與控制之下，不准「越軌」。1966年夏天，人民大會堂那次著名的萬人大會上，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都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是三位重要領導人說的實際情況。

　　1966年5月，黨中央為了確立「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參加，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會議的重要內容是根據4月毛澤東在杭州親自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決定的。會上，根據林彪與康生等一夥的指控，批判了彭、羅、陸、楊，給他們扣上了「反黨集團」的帽子。

　　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後，讓劉少奇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

　　《五一六通知》中嚴厲地批評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為主要成員）是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中央認為必須予與撤銷。同時，「通知」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與張春橋，康生任顧問；後來、陶鑄到中央任政治局常委，他又兼任顧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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