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28)

二八

　　1966年5月，春光明媚，中南海湖邊垂柳拂面，「海內」綠草茵茵，西花廳海棠花盛開，滿院芬芳，蜂鳴蝶飛，中華大地呈現一派勃勃生機。

　　首都人民艱難地度過了三年「天災」與「人禍」兼而有之的苦日子，許多人因長期吃的飯菜清湯光水不見油星、更沒有肉味導致營養不良而得了浮腫病、肝炎。且不要說一般群眾，即使能到北京醫院來看病的不少高級幹部同樣是這種情況。

　　那時候，懷孕婦女受的苦更大，肚子裡的小生命儘管從媽媽身上吸取了一部分營養，但仍不能滿足其發育的需要。醫院裡許多懷孕的醫護人員雙下肢嚴重浮腫，走路時拖著兩條像灌了鉛一樣沉重的腿邁不開步。

　　那時，我兒子在他媽媽肚子裡足足呆了十個多月，已超過了預產期，按理說，孩子不算小了，為什麼仍不覺得肚子裡有何動靜，真擔心孩子發育不良，將來生出一個怪模怪樣的畸形兒。我妻急忙趕往上海回娘家去分娩，設法買一點高價食品來一個快速補充營養法，起碼可以自我安慰。

　　她回到上海養小囡，但親屬、鄰居與同學們看見她那個足月懷胎的肚子一點沒有顯山露水的樣子，大家對她到底是否懷了孕還真的有點兒懷疑呢。

　　那時，政府對幹部作了一點「特殊」照顧，將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只有「黃豆」三個級別。我是屬只有「黃豆」那個檔次。我們總算得到極為有限的物質補充，就這樣一天天熬了過來。大家對於那時經常斷炊餓肚皮，幾年聞不到一點兒肉腥味的滋味，體會極其深刻。

　　後來，國家經濟狀況有了一些好轉，街上副食店裡東西多了一點，就是現在人們說的「菜籃子」和「米袋子」情況稍微得到改善。老百姓馬馬虎虎過得去，過幾天溫飽與略微輕鬆的日子已是心滿意足了，再也沒有多餘的念頭。

　　那時候，人們忙忙碌碌的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倒也覺得寧靜自在，心情不那麼緊張，只盼著不要再來什麼「政治運動」。不過，願望歸願望，現實還是現實，老百姓無能為力，只好順其自然。

　　但是，一些「老運動員」們比較敏感，他們察覺到社會生活中似有一種隱隱約約的緊張和無形的壓力、猶如激戰前夜那種可怕的「寂靜」。

　　自從60年代中蘇兩黨產生意識形態分歧，展開激烈的論爭以來，社會主義陣營已經處於嚴重的分裂狀態。敢於同中國共產黨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兄弟黨」已是寥若晨星。以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為界線，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和兄弟黨，不論是執政的還是在野的，如法共、意共和日共……等幾乎都發生分裂，重新站隊，彼此的關係搞得十分緊張，甚至乾脆中止了黨際關係。因此，那時候阿爾巴尼亞勞動党的友誼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亦是相當珍貴或不可缺少的。

　　再說，那時釣魚臺國賓館已經成了「禁區」——「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重地設在16號樓，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住在裡邊。堂堂國賓館門前搞得冷冷清清已有多時，確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1966年4月下旬，阿爾巴尼亞政府總理謝胡率政府代表團來華訪問。我國給予了很高的禮賓規格，周恩來總理率領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到東郊機場迎接貴賓。我坐警衛車隨同前往。

　　長長的迎賓車隊直接駛到停機坪旁。迎賓隊伍中有威武雄壯的陸、海、空三軍儀仗隊。阿爾巴尼亞及各國駐華使館官員，由學生組成的身穿豔麗服裝，手捧鮮花，揮動著彩旗的迎賓隊伍站在停機坪旁。當阿爾巴尼亞國賓的專機徐徐落地駛向停機坪時，歡迎隊伍中立刻鼓樂齊鳴，口號聲與歡呼聲響成一片。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黨政領導人款步走向舷梯旁，同謝胡率領的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表示歡迎。其時，中方領導人隊伍中十分引人注目地缺少了一位重要人物——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

　　彭真在「海內」工作人員心目中視他為政治局「常委」。按以往的慣例，像這樣重要的外事活動場合是少不了他出面的。彭真是中國共產黨在「反修」戰線上的傑出代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地位相當突出，所以，在這麼重大的國際與黨際外交場合，他的出席與否已經不僅僅是「應景」之事。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的國宴款待阿爾巴尼亞貴賓。此後的會談、文藝晚會，以及5月初周恩來陪同謝胡到外地去參觀訪問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動中，始終沒有看到彭真出席。這一異乎尋常的徵象正向人民提示著一個信息：一場使人心悸的急風暴雨即將降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頭上。

　　此時的我，已經在中南海西花廳這樣一個政治上敏感的環境裡工作近半年了。這兒的紀律很嚴，同事間沒有人議論尚未公開的黨內任何「機密」，我初來乍到，在西花廳的資格還嫩了點，自然不會知道黨中央「領導層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和大多數北京老百姓一樣，對正在悄然而起的「史無前例」的動亂沒有絲毫思想準備。我更不會想到日後發生的這場「文革」災難，使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受到嚴重的衝擊，社會動盪不安，國民經濟遭受破壞達到了崩潰的邊緣，持續時間會長達十年之久！

　　這場動亂發展勢頭迅猛，波及面廣泛，不少幹部和群眾遭受異常殘酷的迫害使我驚悸不安。我所崇敬的老首長、老領導，或是敬重的老專家……突然間成了被專政的對象。對此，我始終處在不理解、接受不了、無法面對從而陷入憂心忡忡和無可奈何的痛苦之中。

　　但是，這一切又都是親見、親歷與親聞的事實，並不是道聽途說。同事之間每當碰到自己解釋不通的問題時，相互間只用一些中性詞，如「不理解」、「跟不上形勢」等言辭敷衍搪塞之，不敢正面議論。偶爾找自己認為「可靠」的、不會被「出賣」的知心朋友，如老戰友、老同學在一起直抒胸臆。即便如此，我們也要避人耳目，小心翼翼地找一個較為僻靜的地方去議論或者發洩一通「牢騷」。

　　我們這一代是屬「一切聽從黨安排」、跟黨走到底的人，在「文革」中被批判為「馴服工具」。我們政治上比較幼稚，對於黨內鬥爭，尤其是黨內高層政治鬥爭，缺乏一定的認識，因而一旦政治風雲驟變，便難以面對不知所措。

　　比如，1953年3月5日，我在上海衛生幹校校園裡溫課，突然聽到人家說：「電臺廣播斯大林逝世了」，儘管事先從報紙上得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但還是把我嚇了一跳。這消息明明是真的，我卻不信，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但是，校園裡的大喇叭很快不停地播放國際歌，以前每當聽到這個曲子總有一種莊嚴感，此時聽到電臺播放這個樂曲卻有一種哀婉、令人傷痛的感覺，並使我若有所失。我禁不住兩行熱淚撲簌簌的滾落下來，好像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一樣。那時，哭斯大林的人何止我一個，整個校園裡哭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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