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78)_學達書庫

一七八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這一方面是由於學習蘇聯建設經驗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國的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拿鋼鐵的人均產量來說，在一九五〇年只有二點三七公斤。

　　鋼鐵是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生產資料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為了獲得能依靠自己力量來實現工業化的物質基礎，為了給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機器設備，需要盡可能使重工業有較大較快的發展。

　　朱德對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視的。在他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後不久，便在這年十一月四日視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鋼鐵廠。

　　石景山鋼鐵廠是首都鋼鐵公司的前身，當時的規模還很校朱德早就到那裡視察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給石景山鋼鐵廠全體職工寫了一封信，裡面說：「你們的廠目前雖然還只能每年生產兒十萬噸，但國家對它希望很大，它是有根大發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們更好地努力，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學習鋼鐵生產方面的新技術，為石景山鋼鐵廠未來的發展奠定一個穩固的基矗」朱德這封富有遠見而又熱情洋溢的信，給了全廠職工以極大的鼓舞。以後，他又多次地到這個廠去視察，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

　　包頭鋼鐵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開始建設的重點項目之一。當時，我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剛剛起步，各方面的條件還很困難。包鋼在規劃設計上存在著貪新、貪大的思想，沒有考慮充分利用舊包頭原有的基礎，而是主觀地設想在離舊包頭市幾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而且在廠房沒有建起前，就先蓋起幾幢高標準的西式辦公大樓、職工宿舍和其他設施。朱德認為，這有悸於党的勤儉建國的方針，完全脫離中國的實際，應該重新考慮這個規劃方案。

　　為了進一步弄清包鋼的籌建情況，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周榮鑫、宋裕和，聽取他們的彙報。他在聽後說：「包頭是否要建成一個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麼漂亮？值得考慮。」並且指出，蓋辦公樓之類的房子標準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為國家節省很多錢，省出錢來多發展工業。六月五日，朱德帶了有關方面負責人到包頭實地考察。十日，到達包頭，聽取中共包頭市委和市政府負責人彙報，說服他們重新考慮規劃方案。他提出：城市規劃是否要那麼大？建築標準是否要那麼高？然後說：職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稱才好，要「穿草鞋」。包頭的人口將來不會發展得很快，不宜規劃過大。要就地取材，適應當地習慣，不要大搞西式建築，企圖一勞永逸。要降低建築標準。他在到建築現場察看後，十二日又對包鋼負責人說：要在現有的基礎上一步一步來。目前人民的生活還很困難，在生活上要向下看。

　　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和包頭市委負責人談話，指出：你們都是想把國家工業化快些搞上去，熱心是好的。但是，貪新、貪大、貪多，一切都學習蘇聯的經驗做不到。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不能什麼都學外國的。目前我們國家還很窮，資金不多。在建設中，能省的就要省，儘量做到就地敢材。對包頭舊城的一切要儘量利用，不能完全丟開舊的去建新的。我們只能根據主客觀條件及需要和可能決定我們的工作方針。腦子太熱，跑得太快，結果會事與願違。原來的設計規劃是憑空想出來的，是失敗的。要重新考慮新的設計規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力求做到省和好。六月十五日，朱德參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擴大會議。分局主要負責人發言說：「朱總司令這次來內蒙大家都很歡迎，幫助內蒙解決了很大問題，尤其是包頭建設規劃問題。分局和地委的幹部思想基本上通了。」朱德在會上就內蒙經濟建設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經過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內蒙和有關部門的幹部都想通了。他們根據朱德的意見，重新修改了規劃方案，為國家節省了大筆資金。

　　對重工業建設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產品質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等問題，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對重工業部部長王鶴壽說：過去我們對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鋼鐵工業的老底子注意不夠。在五年計劃中，建設新的工廠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廠也很重要，因為這樣做又快又剩建設工業，大的廠要搞，小的廠也要搞，而且小廠有時候也能解決很大的問題。同月二十四日，他對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說：要特別注意保證產品的質量。東德的蔡斯工廠技術很高，產品都是經過嚴格檢驗的，所以它的產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譽。我們也應該重視這個問題。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對地質部副部長劉景范、何長工說：礦砂出口比糧食出口值錢得多，用這些東西換回我們所需要的機器，就能加快我們的建設。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視察成都量具刃具廠後，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表揚了該廠在建設中少花錢多辦事、勤儉辦企業的做法，建議向全國轉發該廠的經驗。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黃敬談話時又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建了很多廠，但缺乏原料，現在不得不返回頭來搞原料。我主張把鋼、鐵、煤等原料工業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鋼材，還可以進口一些。我國在建國初期建立起來的經濟管理體制，由於自己缺乏從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基本上是沿用蘇聯的做法，強調中央集權。這在當時說來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來建設國家急需的重點項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統得過多、過死，限制了地方、企業和群眾的積極性。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這些弊端就表現得愈來愈明顯了。

　　朱德對這種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認識得比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說：「最近一個時期，在財政統一上所發生的統多了、統死了的錯誤，相當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權的積極性，因為想辦事沒有錢，這是不利於發展生產的。」他認為，要比較快地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只靠中央的積極性是不夠的，必須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建立起能同時充分發揮地方、企業和群眾的積極性，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財政管理體制。在這幾個方面的關係中，當時他更多注意的還是如何在財政上、工業上實行分級管理、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問題。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後為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要進一步貫徹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財政分級管理的方針」。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龍江省領導人歐陽欽談話時說：「要逐步建立中央、盛縣、鄉四級財政，各自都有獨立性。這樣才能便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談話時，再次談到這個問題說：「現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個社會不能發展，不能發揮下面的積極性。」「現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在工業管理體制上，朱德也主張將部分工業的管理權下放給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視察山西省的工業生產後，在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說：「今後中央有關部門最好把一些小煤礦及金、銀、銅，鐵等有色金屬小礦和小型煉鐵爐讓給地方去搞。地方工業利潤問題，請中央考慮能規定一定的比例給地方，在中央全盤計劃下，經中央批准，把利潤主要用在發展地方工業上，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六月，朱德又到遼寧省視察工業生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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