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朱德傳 | 上頁 下頁 |
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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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國的情況,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朱德過去只是在講武堂學習時從康有力、粱啟超所寫的《十一國遊記》和《新大陸遊記》等書籍中瞭解到一些。這時又讀了達爾文、盧梭等的著作。他和孫炳文等人反復地討論著民主、科學、民族和種族平等等方面的問題。其中對朱德「影響最深的是種族和民族平等、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權獨立以及國家發展工業和文化等等思想。」因此,這時他仍然沒有拋棄這樣的想法:「相信資本主義制度有益於中國。」中國要成為一個不受外國列強欺侮的獨立國家,就必須首先使自身強大起來。他表示「無論如何也要去外國學習,看看外國怎樣維護它們的獨立。」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認真的討論,但是,限於環境的束縛,討論只能陷於口頭的空談。美國女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記述她採訪朱德時寫道:「談到他這一段時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彆扭。這是一個充滿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時期,他開始抽鴉片了。」 希望與失望,追求與彷徨,複雜的心境交織在一起,使朱德處在一種苦悶的狀態中。 一九二〇年五月,戰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繼堯為了控制四川,無視入川滇軍將領的勸阻,盡力排擠不願聽他任意擺佈的四川督軍熊克武,以「阻撓北伐」為藉口,發動了「倒熊」戰爭,朱德雖然早就提出過「撤回部隊(指將滇軍撤回雲南),還政於民,滇川和解」的正確主張,但不為唐繼堯所採納,身不由己地繼續被捲入混戰的漩渦中。 隨著戰局的不斷擴大,朱德愈來愈擔心唐繼堯出兵北伐的許諾會化為烏有,他接連向滇、黔、川軍各將領發出通電:「吾儕為出兵(北伐)而戰,為熊氏障礙出兵而戰,今熊氏既去,障礙即隨之消失……若出兵之事遷延,而目的與心肝各有在,則不仁轉屬義師,討叛即為國賊,踵熊氏之跡,尤而效之,天下其謂我何?」「救國救亡在此,固三省永遠之睦誼在此,奠西南不拔之根基在此,對國民顯群公人格一舉在此。」朱德的兩通電文發出後,立即引起各方響應,籲請息兵停戰、出兵北伐的電文紛至遝來。唐繼堯卻置若罔聞,仍令滇軍「抱定初旨」,全力作戰。 在「驅逐客軍,川人治川」的口號下,川軍各部在熊克武的主持下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滇軍,人數幾倍於滇軍。而滇軍兵餉無援,處於孤立境地,又恰值時疫流行,死亡極多。一部分將領對唐繼堯不滿,不願力戰。九月中旬,兩軍在成都近郊血戰九晝夜,滇軍大敗。川軍乘勢全力追擊。在川的滇軍共有兩個軍:第一軍軍長為顧品珍,第二軍軍長為趙又新。第二軍共轄兩個旅:第三混成旅旅長朱德,第四混成旅旅長金漢鼎。由於第二軍參謀長楊森的反水,滬州於十月八日失陷。趙又新在從廬州突圍時被擊斃。滇軍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雲南。唐繼堯企圖控制四川的計劃完全失敗了。朱德率余部退回雲南後,駐紮在滇北的昭通縣。他的生父朱世林在離開滬州返回儀隴家鄉的途中,病死在重慶。 滇軍這次在四川的慘敗,完全是唐繼堯對外擴張的錯誤政策所造成的。 將領們回師後,又目睹唐繼堯荒淫無度、專橫跋扈,更為憤慨。入川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在給雲南省長周鐘嶽的信中沉痛地要求停止對外用兵,他寫道:「滇為品珍父母之邦,素稱貧瘠,生斯長斯,豈無聞見?惟頻年執政柄者,悉力對外,內政不修,盜匪充斥,農工輟業,米珠薪桂,十室九空。加之連歲用兵,有事於蜀,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若再黷武窮兵,必至民窮財荊」但是,唐繼堯仍一意孤行,既不給予接濟,又責令他們重整旗鼓,再向四川反攻。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返回雲南的滇軍將領們秘密聚會,商議要推翻唐繼堯在雲南的統治。朱德對這次討唐行動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孫炳文商定,讓孫炳文先去北京,他準備在推倒唐繼堯後,再前往北京同孫炳文會合,兩人一同到國外去。 那時,準備討唐的入川滇軍有一萬多人。留省滇軍葉荃、楊蓁、鄧泰中等部也紛起響應,倒戈反唐。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他們聯合發出逼唐離滇的通電,電文說:「我公年來行為乖戾,與眾異欲,護法其名,而一切設施無一不顯為背馳。」「公之為人,複為各省深惡痛絕,此後鄰邦或離唇齒而成仇讎,或由仇讎複為唇齒,悉惟我公去留是視。故我公暫去則西南或有再造之時機,公留則鄰省不僅若秦越之歧視。然則我公之去留,其關係於吾滇前途至深且切。」朱德也在電文中列名。通電發出後,顧品珍率部向昆明進發。唐繼堯見大勢已去,在二月七日離開昆明經安南(今越南)避居香港。第二天,顧品珍到昆明,就任滇軍總司令,控制雲南的軍政大權。入川滇軍回師昆明後,倒唐的目標已經實現,朱德立即按照原來的願望,提出辭去軍職、離開雲南的請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們再三挽留,要他留下來為鞏固新政權效力。朱德同他們有著多年的袍澤關係,只好暫時不走。三月五日,就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官。但他並沒有放棄出國考察學習的念頭。公餘時常去昆明育賢女子中學,向英文教師許岫嵐學習英語,作出國留學的準備。 十年的軍人生涯,朱德大部分時間是在槍林彈雨的伴隨下度過的。一九二二年一月,他調任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後,在寫給昆明近郊曇華寺住持映空和尚的詩文中,對前一段的軍旅生活作了這樣的回顧:「余素喜泉林,厭塵囂。清末葉,內江未息,外患頻來,生當其時,若盡袖手旁觀,必蹈越南覆轍,不得已奮身軍界,共濟時艱。初意掃除專制,恢復民權,即行告退。詛料國事日非,仔肩難卸,戎馬連綿,轉瞬十稔。庚申冬,頒師回滇,改膺憲兵司令,維持補救,萬端待理,雖未獲解甲歸田,較之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時,勞逸奚啻天淵。」並且對映空和尚「無人無我,有相無相」的佛家境界表示羡慕。 一九二二年三月,雲南政局又發生一次人們沒有預想到的重大變動。出亡香港的唐繼堯趁滇軍奉孫中山之命北伐的機會,糾集在廣西的滇軍舊部以及滇南的吳學顯、莫卜等土匪,突然向昆明發動進攻。「唐、顧正規軍激戰于宜良大河兩岸、顧軍尚稱得勢時,唐招納的土匪武裝吳學顯所屬黃誠伯部,由路南方向襲擊鵝毛寨,擊斃顧品珍。」顧部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等敗退廣東。唐繼堯回到昆明,重新掌握雲南軍政大權。三月二十七日,他對朱德發出通緝。朱德和代理滇軍總司令的金漢鼎等被迫逃離昆明後,經滇北,渡金沙江,繞至四川會理,在五月中旬回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只住了幾天,又啟程前往重慶,準備出川去北京尋找孫炳文一同出國。 這一次逃亡對朱德說來並不是不幸,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轉折點,朱德自己後來回憶時說:「借著唐繼堯的毒手,將封建關係替我斬斷。」本來,朱德回雲南後一直在打算離滇出國。顧品珍的失敗和唐繼堯對他的通緝,使他能更加無牽無掛地從原來的黑暗環境中擺脫出來,踏上一條新的生活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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