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2)_學達書庫

一二

　　在勝利的歡呼聲中，朱德以為進軍北伐的時機總算盼到了。他主張四川督軍一職應由在四川有著長期革命歷史的熊克武擔任，並且集合所部進行休整，積極準備出川，同北洋軍閥作戰。二月九日，他和金漢鼎等駐川滇軍將領聯名致電唐繼堯，痛陳滇軍自參戰以來，「迭遭挫折，餉械損失甚巨，軍威掃地，為滇軍從來所未有。先後經過各戰役，新編人員已減十分之五，兼之彈藥告罄，補充困難。」「川督一席，軍民心理均屬望于熊（克武）君，人心所歸，如水就下，種種論斷，似無再戰之必要。至在川滇軍則休養生息，可以保全實力，又趁此補充缺額，若再遲緩，則事局稍定，恐貽人與侵略之口實。」然而，唐繼堯卻另有打算，嚴令他們仍然駐留四川。三月十三日，朱德再次打電報給唐繼堯，大聲疾呼：「現荊襄危殆，日甚一日。德收合余盡，士兵已得休息。」「懇俯允率所部出武漢，殲滅敵脅。」電報發出後，猶同石沉大海，音無回音。這時，朱德雖然再三請纓北伐，但是，他還沒有看清唐繼堯只是假「護法」之名而行圖霸四川之實的真實用心，仍以為自己在為支持孫中山提出的「護法」革命主張而履行一個軍人的職責。

　　三月間，朱德奉命移防滬州，他仍任旅長，同時兼任滬州城防司令。

　　這以後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四川境內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朱德從頻繁的戰事中暫時得到解脫，據朱德旅部文書歐陽勵清回憶：當時朱德的主要工作是安定人心，以舒民困。除了清剿當地危害民眾的土匪外，他「時常穿著平凡樸素的衣服，到城鄉裡群眾中，訪問人民疾苦。」「他平常的生活是樸素的，用餐與部屬同餐。戰時與士卒同甘共苦，平時最注意士兵伙食，隨時下連隊到廚房裡檢查油鹽柴米蔬菜。」「治軍之暇，博覽群書。」朱德還常常穿起長袍馬褂，去找滬州的文人名士一起談詩論文，過起悠閒的生活。上一年秋天，朱德曾在滬州約當地士紳溫攸泉等人組織詩社。他的心情在他為詩社成立而寫的「小引」中表達得很清楚：「戎事餘歡，逢場作戲，苦中尋樂……泄腹中牢騷，憂國憂民；舒心中錦繡，諷人諷事。」平靜的生活使朱德能有足夠的時間冷靜地思索過去幾年的經歷。自從參加辛亥昆明起義以後，他又先後參加過護國討袁戰爭和護法戰爭，但看到的卻總是同他願望相背離的另一種局面：許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趕跑了，縱然想要繼續努力，為創造一個中華民族的民主共和國而奮鬥，但他們迷失方向了。」包括他自己在內，「都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朱德在此間寫下的幾十首詩，真切地反映出他當時的心態。他厭惡那些割據稱雄的軍閥們：「相爭權利皆新法，競竊功名勝昔時，餘子稱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遲。」他傾訴自己的苦悶心境：「深海當年姓字標，茫茫大地願難銷。南滇愛友嗟離別，西蜀知心太寂寥。」但他仍一刻沒有忘記自己救國救民的初衷：「推開黑幕劍三尺，痛飲黃龍酒數杯。西蜀偏安庸者據，逐鹿中原是雄材。」「信有寒霜堪寄做，肯因苦雨便離枝。歲寒勁節矜松柏，正直撐天永不移。」

　　他還廣泛地閱讀史籍，從歷代的興衰更替中尋求歷史的借鑒。從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認真閱讀了《史記》和《三國志》，並寫下批語一百多處。他特別注意探討歷來戰爭勝敗的原因，寫道：「成大事者起兵以義。」「人思自利未有不解體者。」「聯軍不戰，必將內圖，內釁一開，立見消亡。」「師出無名，焉得不大敗！」他還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亂世有大志無力者，均遠避，養力以待，後多成功。」聯繫到他當時的處境和以後的行動，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話都是有感而發的。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發生重大轉折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風暴猛烈地蕩滌著中國的大地。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影響到滬州。原來沉寂的社會生活開始沸騰起來。川南師範學校、瀘縣中學的學生們高呼「打倒賣國賊」、「堅決收回山東半島的主權」、「抵制日貨」的口號，湧上街頭，舉行遊行，到處演講。學生的行動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們把出售日貨視為恥辱，紛紛將日貨銷毀。

　　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立志救國救民的愛國將領，朱德十分支持學生和商人的行動。他在滬縣中學向學生們發表演說時進一步提出：「抵制日貨固屬當舉，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國貨，非根本之法。」他提出兩項辦法：一是合股開辦國貨販賣所；一是開辦自己的工廠。國貨普及了，外貨自然可以受到抵制。五四運動的浪濤把大量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書刊帶進滬州。朱德從這些書刊中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大大打開了他的眼界。

　　他對這些新思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的朋友孫炳文幫助下，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去探尋中國的前途。

　　孫炳文，字濬朋，四川南溪人，是陳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只大一歲。

　　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會，參與過密謀刺殺攝政王載灃的活動。民國元年畢業于京師大學堂預科，擔任過《民國日報》的主筆。一九一七年朱德駐軍南溪時同孫炳文相識，兩人一見如故，結為知己。一九一八年一月，孫炳文受朱德之聘，赴瀘州擔任旅部諮謀。

　　孫炳文的到來，對改變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二十多年後，朱德對這位已故的摯友仍然懷念不已，說「凡接近者均受其模範激勵而有所整作。」從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孫炳文經常埋頭在書齋裡，一起閱讀《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等傳播新思潮的刊物，討論他們所共同關注的問題。革命道路問題是他們經常討論的中心話題。朱德開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終沒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出了毛玻」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當他從書刊中看到那些介紹蘇俄新社會制度的文章時，興奮不已。他特別讚賞蘇俄勞動法典中提到的「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認為只有在中國實行這種原則，才有可能使人民擺脫壓迫和苦難。雖然朱德還沒有明確地找到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但是，他通過把自身的經歷同蘇俄的現實進行比較，開始朦朧地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這時，朱德閱讀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接觸到的思潮也相當駁雜。許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頭腦裡卻兼收並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時難以分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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