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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於是,在子君需要靈魂的力量與命運抗爭時,他推開了她,堂而皇之地推開了她,把她交給了嚴威的父親和冷眼的旁人。

  在《傷逝》中,魯迅既非站在女性立場,更非站在男性立場,來結構小說的意蘊,他是站在大文化的視角上,透視中國男女在現實中的窘態之根源。

  相對來說,在《我的前半生》中,亦費則是站在女性立場上,來看待當代都市的男女關係。男強女弱轉變為女強男弱使勢在必然。

  香港子君的前半生,雖然物質生活富裕,衣食無憂,但她的心態與《傷逝》中的子君是一樣的。她沒有工作職業,沒有理想追求,靠喝茶逛街購物打牌消磨時光,根本不在乎當代女性努力獲取的社會地位及獨立性,置自身的自由平等於惘然。

  亦舒對她的子君的前半生是不以為然的,她對魯迅的「人必須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的理解,主要是體現在對離婚後的子君的形象塑造上,一種智慧的火花也是在那個時候才真正迸發。

  兩個子君,都是不同的時代裡逾越於那個時代規範,企圖尋找自己獨立的生存意義的女性,只是她們在起步時就已經分道揚鏢了,各自走著完全相反的道路,實現完全相反的人生歷程。

  前一個子君是企圖走出那時代卻完全被那個時代吞吃了,那不全是她的責任。後一個子君,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後,重新振作起來。

  她自尋職業,自食其力,不怕困難,終於獲得了新生,成為一個在人格上經濟上獨立的女性。

  亦舒這部作品似乎在探索當年魯迅提出的問題。七十多年前,魯迅寫了《柳拉走後怎樣》一文,痛徹地指出,娜拉出走之後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亦舒卻倔強地在為子君尋找第三條出路。

  香港子君的故事,明顯看出她在為自己的寫作面對現實,卻又不至於喪失女性的特徵作努力。

  她筆下的子君離家之後,要不回來也不墮落,只有擺脫對男人的依附,自力更生。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香港的子君就曾幾乎崩潰。

  無論什麼人,在環境困難的時候,都會想到死。

  但同是女性的唐晶卻提醒她:要做一個堅強的人,想的是如何改良環境。

  畢竟時代不同了,智慧的女性已不在少數。

  是的,這一代的女性踏上自我解放的征程,由自信到自強,已成功地跨越人生兩個驛站。

  當然,還有一個驛站在女性的生命中至關重要。它可與事業平分秋色,那就是婚姻和愛情。

  不過,在《我的前半生》裡,它並不再構成重點話題。

  從《我的前半生》裡,我們可以看出亦舒的婦女觀,也可以看出她對現代女性的出路與命運的關注。

  而這一切,不可能沒有男性的形象參與其中。

  男性的任意所為,是那些被稱為白領麗人的女人們所面臨的最大的精神壓力。所以亦舒不惜把他們漫畫化。

  她幾乎是極力去挖掘男性的很瑣來實現對女性的禮贊,讀來令人深有感觸,雖然還達不到魯迅作品中所蘊含的摧枯拉朽的力度。

  《傷逝》中的涓生脆弱自私,居然以「人是不該虛偽的」為遁詞,說出了「因為我已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但在子君死後,他卻永遠地懺悔和悲哀著:「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控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中國的知識男性覺悟到這一點,在當時無疑很具超前的意義。

  香港的涓生也承繼了他的前輩的自私和卑怯,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卻更缺少擔當。

  他居然可以這樣對毫不知情,毫無感覺的子君說:

  「子君,我已找好了律師,從今天起,我們正式分居,我已經收拾好,我要搬出去住了。

  「你不知道?你竟不知道我外頭有人?天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連安兒都知道,這孩子沒跟我說話有兩三個月了,你竟然不曉得絨一直以為你是裝的。

  一下子便殘忍地宣告了他們十三年的婚姻結束。

  這對子君是很不公平的。

  並不是說子君不求上進的大安主義沒有錯,雖然唐晶說的也有道理:「跳探戈需要兩個人,不見得全是史涓生的不是。」但是,這十來年,涓生從來沒有鼓勵子君與他攜手共行在漫長的人生路上。

  他患了婚姻疲乏症,乾脆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到外頭尋找新鮮感去。

  因為嫌子君呆板,十幾年如一日,他便找了一個當演員的情婦,相貌一般,素質不高,但演技尚可。

  史涓生和她一起上《秘聞》週刊,控訴子君的「無才無德」。

  這一著,倒讓傷心欲絕的子君萌發了要好好活下去的念頭。因為「世事往往如此,想回頭也已經來不及,而使你肯淪為劣馬,也不一定有回頭率在等著你。」

  沒有一生一世的事。子君的轉折點到了。

  這樣的男人,亦舒這樣去「糟蹋」還不算,最可笑的是描寫他想「覆水回收」的那一段。

  當子君還是他的妻,他只覺得她沒有味道,像塊美麗的木頭,一點生命感也沒有,就將她一腳踢出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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