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鹼大王李燭塵(8)

八

　　永利制堿公司急需資金，多次催請工商部儘早加入公股，工商部又轉催財政部撥款。但財政部無動於衷。此事拖至1930年6月仍然沒有結果，而需款迫切的永利制堿公司向外商訂購的各種機器，不但陸續到廠，有些還已經安裝好了。這樣拖下去如何了得，需想法解決才是。范旭東、李燭塵火速呈文工商部，提出一項補救措施：「擬懇鈞部先將業經決定之免收原料稅厘確定30年一案商同財政部呈請行政會議公佈，仍決于本年6月1日起實行。在公股一時未能確定交付日期以前，由公司自向國內銀行商發公司債票，藉資周轉，冀支危局。一俟公股交下，即將銀行款項還清，債票還回」。

　　范旭東、李燭塵想出這個辦法，用的是以退為進之計，一是可以緩解永利制堿公司資金危機，二是財政部已經作出對水利「新訂減免稅厘辦法，當以國家股款加入之時為開始執行之期」的決定，如果行政院能公佈對永利「免收原料稅厘30年」，從當年6月1日起實行，財政部也就不得不撥付官股，即使要拖下去，也不會拖很長時間，「永利」企盼不致落空。

　　國民政府工商部對範旭東、李燭塵的用意應該是清楚的，但他們有前面的那些工作作前提，自然還是同意了這個補救措施。於是，工商部於1930年6月12日給財政部諮文中對永利制堿公司所提辦法表示了支持：「值此國步多艱，公幣支細之際，倘最近期內不能撥交公股，則該公司所請自向國內銀行商發公司債票，仍指定以公股償還一節，比較外股自少危害，且可暫停目前財政困難。展緩公股交付日期，為一時補救計，似尚可行。此後實交公股，就近歲國家財政狀況而論，勢仍須分步進行，擬請即由貴部酌察情形，會同本部分別規定時間、數目，呈報定案，以減困難。」工商部大概擔心出現公股落空有損自己威嚴，因而把永利制堿公司的想法作為自己的意見向財政部提了出來：「現在公股既不能全數實交，惟有一面規定分期實交公股辦法，一面宣佈自7月1日起，將合辦原案確定實行，使其享受合辦免稅原案之待遇。事實上，從金融業務上看，即以所募公司債款，代替公股，暫濟急需，將來此項公司債票，即由規定分期交付之公股，負責償還，似較為兩全之道。否則公股失期，已使該公司業務上發生困難，倘不將原案確定免稅施行，亦將無期延緩。不但於兩次院議維持原案及鼓勵法院規定均有未合之處，即與貴部呈複行政院所設保育基本工業之辦法亦不相符。」

　　沒料到此事又拖了兩個月之後，財政部長宋子文親自出面賴帳：「查此項公股為數至200萬元，當此軍事進展，餉需迫切，此項公股一時自難議及撥付辦法。至發行公司債，如能暫由該公司自行另籌還本付息基金，自可照辦。」

　　范旭東、李燭塵對此深感失望。他們徹底醒悟到，永利制堿公司要想生存和發展，只有走自力更生的路子。於是在收到宋子文的回復函後，他們立即與各股東磋商相關事宜，並于同年8月30日在天津永利制堿公司本部召開了股東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暫時縮小擴建工程，同時發行公司債券200萬元，代替公股。

　　時值戰亂紛繁，國內各地矛盾重重，社會秩序混亂，百業凋敝，永利制堿公司為籌集資金，其舉步之艱難可想而知。范旭東、李燭塵並不氣餒，以一往無前的拼搏精神，多方奔走聯絡，終於得到了中國、興業、鹽業、金城、大陸、中南等多家銀行支持，並由他們經營永利制堿公司債券的推銷與還本付息事宜，最後集資銀洋100.7萬元。這筆款幫助永利制堿公司渡過了難關，純鹼產量大增，質量也穩定，當年即獲得比利時商業國際展覽會金獎。與此同時，廠裡還上了生產燒鹼的新項目。到第二年（即1931年），永利制堿公司已具備年產近百噸的生產能力，這對於『洋堿充斥市場的半殖民地舊中國來說，無疑是一項了不起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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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大精鹽廠，是我國最初建成的精鹽加工基地，創辦於民國4年（即1915年）春。它是東渡日本留學回國、立志改變中國鹽業一向由舊鹽商壟斷，北洋政府時的鹽務稽核又由英國人把持的局面的範旭東創建的。

　　「久大」開始經營是十分艱苦的，當時資本不多，大部分是從親戚朋友那裡籌措來的。工廠員工除由本地招募外，也有不少老鄉聽說范旭東、李燭塵在天津辦大事，都慕名投奔而來。

　　「久大」要站穩腳根，必須戰勝舊鹽商、地方權勢、舊軍閥的包圍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干擾，困難不言而喻。李燭塵在此期間協助範旭東作了大量具體工作。

　　中國的民族工業，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李燭塵對此體會甚深。30年代中期，「久大」的發展，已有相當規模，不但在天津有10多個小廠，還在山東青島、江蘇大浦建了分廠，銷售機構遍佈全國大部分省境。永利制堿公司生產的產品產量高、質量好，南京永利錏廠，也在迅速興建中。可范旭東、李燭塵並沒因此而滿足。

　　鹽稅歷來由政府一手控制。而各地食鹽的生產和銷售，又由當地鹽商把持，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地方勢力，導致不容他人插手、他人也無力插手的狀態。李燭塵、範旭東感到，既然要興辦新興鹽業和以鹽為原料的化學工業，就要堅持自己的方向，衝破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勢力的刁難和壓迫，同時還要向帝國主義侵華勢力不屈不撓地鬥爭。

　　由於蔣介石立意妥協忍讓，國民黨政府頻頻施放和平煙幕，國人對中日戰事迫在眉睫尚無充分認識。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每天有許多日本軍車由東北開往天津方向，長長的列車上罩著苫布，車尾都架著高射槍炮，日本軍艦也開到了天津塘沽停泊，時局越來越緊。範旭東意識到戰爭即將來臨，已經作好了跟著國家長期抗戰的思想準備，為防空襲，用鋼板和堿袋築成防空洞，同時將許多職員和工人及其眷屬，安排疏散。時任久大鹽業公司總經理、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副總經理的李燭塵留守天津。

　　「七·七」事變後，工廠無法在華北維持下去。7月19日，範旭東驅車抵南京總統府晉見蔣介石，提出抗日主張，受到蔣介石冷遇。範旭東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大失所望，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宗旨，電告李燭塵督促「全廠職工，拆除設備，退出工廠，留津待命」。後經醞釀論證，「久大」、「永利」確定了遷川方案，隨之而來，選定廠址就成了當務之急。此時李燭塵任「永久黃」團體的遷川總負責人，勘察廠址責無旁貸。於是，他立即率楊子南、唐漢三、鐘履堅等人先行入川。

　　久大、永利的生產原料都離不開鹽。毫無疑問，廠址必須設在四川產鹽區。李燭塵20年前曾有過一次四川之行，他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料，實地瞭解，認為自流井的張家壩和鍵為的五通橋，是最合適的地方。論原料質地，這兩個地方都是四川的老產鹽區；論交通條件，水陸要道盤桓，頗為方便；論能源物質，這地方盛產天然氣和煤炭。按說，此地以「相當理想」來表述實不為過。但卻遇到一個很讓人頭痛的問題——當地的鹽戶不歡迎這位新夥伴。他們的理由當然「充足」得很：從清朝起，這裡的老鹽戶們手中就持有朝廷頒發的「龍票」，當地井鹽的生產、銷售，世代相傳，外人豈能染指；國民政府也承認他們這種特權，再說也能使徵稅數目穩定，可以少許多勞神費力之事。雖然當時四川省政府為發展本地經濟，曾委派專人赴湖北漢口，表示歡迎沿海工廠內遷，並保證提供諸多便利（包括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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