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48)

一四八

　　陳伯達、康生、關鋒等人在大會上講話。肖華同志主持會議，也講了話。陳伯達調門最高，給我扣上「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代表」、「對抗中央文革」、「搞獨立王國」等帽子。謝富治發了脾氣，說你的問題遠不止這些。我說：富治同志啊，錯誤路線我都承認了，你還要怎麼樣啊！難道還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務嗎？十二日至十六日是小組發言，天天出簡報，羅織我的「罪狀」，無限上綱上線。康生、關鋒、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在小組裡竄來竄去，煽風點火，說我的檢討「沒有觸及靈魂」，「不象樣子」、「極不深刻」。康生說：「徐向前算什麼？他代表誰？能代表解放軍啊！」還說：「徐向前帶頭衝擊林副主席住地。」（指一月二十四日我去林彪家一事）會內會外配合，社會上「反擊二月逆流」，打倒陳、徐、葉的大標語，滿街張貼。十六、十七兩天，軍內「造反派」二百多人，兩次抄我的家，門窗玻璃被砸碎，室內翻得一塌糊塗，將我保存多年的資料、信件、作戰日記搶去不少。抄家前我在家裡，一點消息也不知道。幸好葉劍英同志關心我的安全，聽到點風聲，晚上打電話來，要我去西山，這才免遭揪鬥。

　　住在西山，「閉門思過」，心緒不佳。看看書報、文件，散散步，有時和葉帥、聶帥聊聊天。七月間，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我又變成陳再道、鐘漢華的「幕後操縱者」，武漢事件的「黑後臺」。其實，天曉得，我住在西山，與外界隔絕，怎麼會去製造武漢事件呢？「打倒徐向前」的浪潮，又一次掀起。葉群公然對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負責人說：「徐向前還有什麼值得保的嘛！」他們把陳再道、鐘漢華等同志揪到北京批鬥，追查和我的關係，結果什麼也沒撈著。七月二十九日夜，清華大學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又抄了我的家，搶走五鐵櫃機密文件。我的秘書向周總理辦公室報告後，總理指示：（一）所進人員全部撤走；（二）保證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屬子女和工作人員的安全；（三）東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責成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這樣，抄家的風波才告平自「八一」建軍節在即，「二月逆流」的成員和一些被揪鬥的老同志，能否出席「八一」招待會，亮亮相，成了鬥爭焦點。周恩來同志用心良苦，堅持幾個老帥和盡可能多的老幹部出席，而林彪、江青等則極力反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左右，周總理打電話給葉帥，讓他轉告我，準備出席招待會。劍英同志在電話裡對我說：總理說出席招待會的名單，討論了一下午，爭論不休，他準備請示毛主席，待主席決定後正式通知。過了一會兒，劍英同志來到我的住處，還帶了個理髮員來，要我一邊理髮，一邊等通知。剛理完發，總理來了電話：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會，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韓先楚也要出席。劍英接完電話，高興地說：為了保證安全，總理親自佈置了你的行車路線，加強了沿線警衛。我出席招待會回來，黃傑同志說，你剛剛走，總理就來電話，問走了沒有？他還說：「你和徐帥要多多保重啊！」患難見真情。周總理和劍英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使我深受感動。

　　我雖早已脫離全軍文革的工作崗位，但仍是掛名組長，名不符實。我和葉劍英、聶榮臻同志商量，想正式提出辭職的請求，他們完全贊成。那時，「辭職」一事沒有先例，我是盤算了很久才下決心的。九月十六日，經與葉劍英同志字斟句酌，反復修改，寫出辭職報告呈送毛主席：

　　主席、林副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並報軍委、中央文革：

　　我在擔任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工作期間，由於對主席著作學的不好，自己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沒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因而犯了保守、右傾、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我已作過兩次檢討，內容不再重複）。

　　本來我已不適於作軍委文革小組長的工作，但三月底中央決定由肖華主持軍委文革小組常務工作的同時，仍對我保留著軍委文革小組長的名義，中央對我如此照顧，我內心深感自疚。在肖華的問題揭露後，軍委文革小組的工作全部陷於癱瘓。鑒於上述情況，我曾經在軍委常委會上口頭提出免除軍委文革小組長的名義，現在我再一次誠懇的請求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免除我軍委文革小組長的名義，另選賢能，以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毛主席十月十二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請考慮酌定。

　　林彪十月十六日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見，不要免除為妥。

　　這樣，我只好繼續掛名。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劃了所謂「楊余傅事件」。「二月逆流」的成員，又變成「楊余傅」的「黑後臺」，再次遭到猛烈「炮轟」。楊成武是我的鄰居，抓他那天，我家的電話線被切斷，哨兵給換掉，弄得氣氛很緊張。此後，軍委辦事組改組，黃永勝當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幾個老帥的文件停發，不能過問軍委的事情，軍隊大權被林彪和「黃吳葉李邱」一手把持。林彪後來敢於利用軍隊中的少數敗類，炮製「五七一工程紀要」，企圖謀害毛主席，決不是偶然的。毛澤東同志晚年聽不得不同意見，對善於奉承、投機的野心家林彪，過分信任，委以重權，結果上了大當。這是一個十分沉痛的教訓。

　　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期間，繼續批判「二月逆流」，把鬥爭矛頭指向我們。

　　一九六八年十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是為「九大」作準備的。會議議程是：（一）討論通過「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二）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三）討論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當時，大批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出席會議的僅五十九人，不足應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一；而列席會議的卻達七十四人，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風雲人物。毛澤東同志在開幕式上講話，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義，準備再花三年的時間，將這場運動搞到底。分組討論時，就轉向批判「二月逆流」和其他老同志。這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預先精心策劃的一場鬥爭。朱德、陳雲、葉劍英、陳毅、聶榮臻、李富春、鄧子恢等同志和我，分別編入各個小組，遭受圍攻和批鬥。林彪公然宣稱：「二月逆流」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

　　我被編入全會第五小組，即西北小組。黃永勝、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的身份參加會議，組織指揮。林彪的得力幹將邱會作也編在這個組，充當急先鋒。還有個黃志勇，夠賣力氣的。他們把歷史上張國燾的事，西路軍的事，與「文化大革命」裡的事聯繫起來，要給我算總帳。黃永勝狂妄至極，不僅誣衊我是「張國燾路線的主謀者之一」、「劉鄧反動路線在軍內的代表」、「反黨、反毛主席」、「宗派主義」、「軍閥主義」，而且惡毒攻擊朱德、葉劍英、陳毅等同志。邱會作赤膊上陣，咬牙切齒，一再發言、插話，說我是「有意對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無產階級司令部」、「打擊革命領導幹部的兇手」，「造成總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災難」。他還不倫不類，抬出江青和我對比，肉麻地吹捧她。黃志勇在延安整風中，就是搞逼供信的專家，聲色俱厲，質問我為什麼要率四方面軍渡河西進？為什麼要搞「二月逆流」，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什麼要「反黨亂軍」，支持陳再道和「百萬雄師」？我天天晚上去開會，往那裡一坐，靜聽「揭發批判」，懶得理他們。沒有辦法，他們就念語錄，還威脅說：「你徐向前再不老實，就叫紅衛兵來！」「你再不說話，就送到大寨去向貧下中農說清楚！」那時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來沒法睡覺，頭痛加劇，深感體力不支。我向黃永勝請假，說準備寫檢討，黃永勝不准。十多天下來，我就象害了場大病似的。

　　全會通過了將劉少奇同志「永遠開除出黨」的決議，形成我黨歷史上的一大冤案。少奇同志因長期受監禁、折磨，不久即含冤去世。他是久經考驗的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畢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尤其是在白區工作和党的建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劉少奇同志的冤案得以昭雪。他將永遠受到黨和人民的紀念。

　　毛澤東同志對「二月逆流」的態度，與林彪、江青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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