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49)

一四九

　　自從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邪風以來，他雖然沒有反對「炮轟」，但也沒有贊成打倒。一九六七年「八一」招待會，他同意總理的意見，讓我們這些老同志出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他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幾位老帥談到軍委八條命令時說：「我們都是事後諸葛亮，現在看來，當時沒有個八條是不行的。但是，八條下達後，下面抓人確實多了點，比如四川、武漢。」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的講話裡，他沒有涉及「二月逆流」問題。閉幕式的講話中，他一方面說，「二月逆流」他過去不大瞭解，現在才比較瞭解，實際上認可了會議的所謂「揭發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說：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或軍委副主席，有意見公開講出來是黨的生活所允許的，不是秘密活動，應該參加「九大」。這樣，就使林彪、江青一夥瘋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圖進而剝奪我們出席「九大」的權利的陰謀，宣告破產。

　　然而，林彪、江青一夥決不死心。全會結束後，張春橋在《關於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裡，提出傳達時應點「二月逆流」幾個人的名。後來的會議簡報裡，還點了黃傑、張瑞華（聶帥夫人）二同志的名，誣陷她倆是「叛徒」，要組織專案審查。黃永勝在總參親自佈置，讓下面批判我們幾個人，包括黃傑和張瑞華在內。我的辦公室黨支部正式寫了報告，請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黃傑。周總理批示：「不要搞得過於緊張。」並將報告轉呈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親筆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和他們搞好關係。」林彪無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製造新的障礙。」所謂「不要製造新的障礙」，顯然是對我進行露骨威脅，與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夥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報告時，仍堅持塞進批判「二月逆流」的內容。毛主席說：「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報告上不要講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他們根本不聽，千方百計封鎖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圍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黨的「九大」開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會主席團的座位排列。主席臺上，右邊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員，左邊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這種涇渭分明的精心安排，顯然是為了說明我們是右派，他們是左派。會議的議程有三項：（一）林彪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二）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三）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林彪的政治報告，說「二月逆流」是「黨內最大的一次反黨活動」，「為劉鄧翻案」，「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反黨奪權陰謀」等，真是殺氣騰騰，誓不兩立。在分組討論政治報告時，即轉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組的代表是帶著預先準備好的材料來的，圍攻陳毅同志。朱德同志那個組，逼他作檢討。我在軍隊組，又遭受批判。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氣氛下，我們這些人，能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已成問題。毛澤東同志覺察到這一點，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組召集人會議上，回顧了黨的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強調注意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不要打擊面過寬，搞擴大化。還講了「右派」也能進中央委員會，主張這些老同志應繼續當選。但在選舉時，林彪、江青一夥又玩了鬼把戲。他們採取各組分配票數，指定人投票的辦法，對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數控制在不超過半數太多的範圍，既讓你當選，又讓你難看。這種肆意踐踏黨內民主，侵犯黨代表民主權利，操縱黨代表大會的惡劣手段，充分說明他們是一夥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陰謀家。選舉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後，我說笑話：這次會議我得了「五個雞蛋（808票）」。

　　黨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進一步篡黨奪權的一個勝利，同時又是一個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林彪一夥超過半數。中央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劉伯承、陳錫聯、許世友；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林彪、江青一夥占十二人，亦超過半數。「九大」通過的黨章規定林彪為法定接班人。這些，都在組織上加強了、鞏固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地位，難道不是他們的勝利嗎？的確是勝利。但是，他們不擇手段取得的這種勝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別是林彪在閉幕式的講話中，大講賀龍「迫害」他，還流了眼淚，然而卻舉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實來。他的表演，使許多同志不僅反感，而且心裡打了問號。他們的勝利是暫時的，失敗是必然的、永久的。

　　第三件事：接受「再教育」和「疏散」到開封一九六九年一月底，汪東興同志來電話通知：毛主席指示，要向前同志去工廠看一看，調查研究。還說：我們給安排在二七機車車輛廠的南廠，離北京不遠，可在廠裡住，也可在家裡住，由自己定。實際上，就是下放我去工廠，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

　　二七機車車輛廠坐落在北京郊區的長辛店，是歷史上著名的工人運動發源地之一，有光榮的鬥爭傳統。全廠共有二十七個車間，四十四個科、室、院等單位，職工近八千人，連同家屬共四萬餘人。二月三日，我和一名隨員帶上行李，到達二七機車車輛廠。軍管會負責人是八三四一部隊的同志，向我簡要介紹了工廠的情況。該廠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兩派群眾組織，鬥得不可開交，生產一度癱瘓。一九六八年九月，八三四一部隊奉命進廠軍管，搞政治建廠、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挖出不少「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教育他們「重新作人」，恢復了生產，穩定了局面。我表示自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來工廠學習的，希望軍管會的同志們多加幫助。他們還給了我一些文件、簡報，安排了我的住處。「九大」以後，該廠與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木材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被稱為「六廠二校」，樹為全國學習的「樣板」。

　　和我一同在二七廠接受「再教育」的，還有主恩茂、廖志高、江華、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我們住在一幢三層樓的招待所裡，我住樓上，他們住樓下。大家能經常見面，但不談政治。說上幾句問寒問暖的話，心照不宣，就是彼此間的極大安慰和鼓勵。我被分配在加工車間勞動，百十個工人按班、排、連建制，叫「加工連」。年齡六十八歲的我，幹不了重體力活，又不會開機床，只好幹點敲敲打打的零雜活。工人對我很溫暖，並不要求我幹這幹那，還經常囑咐我注意休息。我同加工連的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在勞動和閒談中，溝通了感情，建立了友誼。伙食和工人一樣，吃大食堂。廠裡照顧我，允許隨員給我把飯打回宿舍來吃。回民灶有位大師傅，對我特別照顧。

　　我出席「九大」回來，運動進入「鬥批改」的高潮。廠裡和車間不斷開大批判會，我們得經常參加。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政治建廠」的口號喊得十分響亮，「四個第一」、「突出政治」、「繼續革命」衝擊一切，代替一切。否定按經濟規律辦事，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否定科技人員的作用，把一些正確的東西當作「修正主義」、「物質刺激」、「獎金掛帥」、「專家治廠」，而加以批判。個人迷信達到狂熱程度，早請示，晚彙報，天天讀，天天用，逢會必喊「萬壽無疆」、「永遠健康」，舉著小紅書不知要喊多少遍。所謂「一言一行保證毛主席放心，一舉一動保證毛主席滿意」，「一事當前想到毛主席，一事之中保衛毛主席，一事之後檢查是否忠於毛主席」，成了人們的口頭禪和「抓革命，促生產」的不二法門。每當「最新指示」發表，工人們要連夜趕排節目，遊行慶祝，加班加點生產，向領袖表決心，獻忠心。階級鬥爭天天搞，以「革命大批判」開路，清理階級隊伍，整黨建黨。全廠共清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壞分子二百一十五人，國民黨、三青團和特務外圍組織成員三百七十三人。在一百五十五名中層以上黨員幹部中，「叛、特、資」二十四人，占15．5％；有「歷史問題」的四十九人，占31．6％。我所在的加工車間，自一九五四年投產後，先後有七人任車間主任、八人任支部書記，被打成「叛、特、資」的十一人，占三分之二以上。這種狂熱製造個人迷信和嚴重擴大化的清隊、整黨，根本背離了馬列主義原則和党的優良傳統，竟被樹為全國學習的「先進」典型，大吹特吹，的確令人啼笑皆非。但它是一面鏡子，可以從一個工廠的角落，反射出整個「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災難程度。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