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47)

一四七

　　五、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部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有了「八條命令」作武器，各大單位領導同志的腰杆，硬了許多。有些軍區，讓省委負責同志住進軍區大院，保護起來。對於衝擊軍事機關、搞打砸搶的「造反派」，抓了一批。三支兩軍的同志，在堅持文鬥、反對武鬥和穩定地方局勢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時，唯恐天下不亂的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氣急敗壞，誣衊軍隊「鎮壓群眾」，「支持保皇派」，是「帶槍的劉鄧陶路線」，要「揪出軍內一小撮」，妄圖煽動群眾，與軍隊對立，搞垮全軍文革，搞掉「八條」，搞亂軍隊，以便亂中奪權。

　　二月八日開始，周恩來同志在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吸收有關負責人參加，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裡、谷牧、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等。規定每兩三天開一次會，時間在下午。會上，以我們這些老同志為一方，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等人為一方，展開了激烈鬥爭。

　　那時，地方上的混亂程度比軍隊更甚。「造反派」全面奪權，大批老幹部被打倒，國務院系統受到猛烈衝擊，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已處於癱瘓狀態。老同志不約而同，憋著一肚子氣，憂黨憂國憂民嘛！九日的會上，我和陳伯達為劉志堅的問題爭論起來。他說劉志堅是「叛徒」，對抗中央文革，破壞「文化大革命」。我聽了很反感，覺得他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因為劉志堅在冀南打遊擊時，雖曾受傷被俘，但於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軍搶回，根本不存在叛變問題。此事冀南根據地一二九師的許多同志都清楚。我對他講了這個情況，說「劉志堅不是叛徒。」陳伯達竟蠻橫無理地說：「劉志堅叛徒的案已經定了，再也不能改變了！」我氣憤地質問他：「你憑什麼給他定案？沒有證據怎麼定案？」

　　我還針對他前幾天在三座門一次接見群眾時，曾假惺惺地說「我不光保你們也得保徐向前」的話，拍著桌子問他：「誰要你保，我有什麼要你保的？」十一日下午繼續開會，葉劍英同志在發言中強調軍隊不能亂，成立戰鬥組織不好。他質問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啊！」我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這樣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們這些人乾脆回家種地去！」會議不歡而散。

　　十六日的會議是鬥爭高潮，我沒有參加。會後看到簡報，知道了會議內容。

　　那天的會議，本來是準備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的。正式開會前，譚震林同志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藉口要回上海後同群眾商量一下再說。譚就冒火啦，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党的領導哩！不要党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黑五類，有人講話；高幹子弟，怎麼沒人說話！高幹子弟往往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這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又說：「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面講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這時，譚震林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會場，說：「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周總理要譚回來。陳毅同志說：「不要走，要留在裡邊鬥爭！」譚震林才沒有退出會場。

　　接著，陳毅說：「這些傢伙上臺，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又講了延安整風，說他和周總理當時都挨過整。還說：「斯大林不是把權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了嗎？」余秋裡同志也拍了桌子，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因謝富治一再插話，說什麼中央文革經常保譚震林，李先念同志說：「你不要和稀泥！」又說：「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還說：「就是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掉了。」譚震林同志說：「我看十月五日的緊急指示，消積面是主要的。」

　　這次會議，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狽不堪。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彙報，炮製了份黑材料，向毛主席告我們的狀。我後來聽說，毛主席開始聽了，只是笑笑，沒說什麼。當聽到十六日陳毅同志關於延安整風問題的說法時，變了臉色，說：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後來還說什麼，那就叫陳毅上臺，我下臺，我和林彪上井岡山，江青槍斃，康生充軍去！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連續發生激烈爭論，江青一夥惡人先告狀，把周總理搞得很被動。

　　毛主席對「大鬧」懷仁堂事件表了態，江青一夥得意忘形。接著即在中南海召開政治局生活會，批判我們，開了個把星期。康生首先拿我開刀，氣勢洶洶地說：「軍隊是你徐向前的？」同時，在社會上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炮轟」、「火燒」、「打倒」所謂「二月逆流的黑幹將」，成立揪譚、揪陳聯絡站，還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後臺！」誰是「黑後臺」？顯然是指周總理。陳伯達在三月份於京西賓館召開的一次會上說：徐向前是打頭炮的！還說：「二月逆流」打亂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原來設想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要看出個眉目，但他們把運動打下去了。此後，周恩來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頭會議，被乾脆取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肖華「過關」後，確定由他主持全軍文革的工作。聽到這一決定，我真是謝天謝地。擔任全軍文革組長不到三個月，弄得我焦頭爛額，晝夜不得安寧，每天抽兩盒煙都不夠，比過去打仗還疲勞。不幹這份差事，正合我意。

　　第二件事：所謂反擊「二月逆流」

　　卸掉全軍文革的包袱，本以為會輕鬆些，其實不然。接踵而至的，是大規模反擊「二月逆流」，一浪接一浪，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負責同志及中央文革的康生、陳伯達、謝富治、關鋒等，均出席會議。有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同志對葉劍英、聶榮臻和我說，由於三支兩軍是倉促上陣，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經驗，難免犯錯誤。這次開會，著重總結前一段的經驗教訓，以利改進工作，不辜負毛主席對部隊的期望。還說：不要追究個人責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會議開好。七日下午突然通知，要我八日在大會上作檢查。我說：那也得做點準備嘛，明天不行，推遲兩天吧。這時才明白，中央文革和林彪等人，要聯合起來整我。十一日下午，我在大會上作了檢討發言，內容無非是擔任全軍文革組長的近三個月裡，思想上怕亂，跟不上形勢，工作沒有做好；對毛主席的三支兩軍指示，領會不深，貫徹不力，象青海、四川、內蒙、福建、河南等地發生的事件，認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軍內共抓了七百多人，取消戰鬥組織一百多個，打擊了「造反派」；積極爭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幫助不夠，有抵觸情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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