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21)

一二一

　　進行整風審幹，開展大生產運動，是第二階段的中心任務。時間為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全黨整風是從一九四二年初開始的，已經取得了不少經驗。我和李井泉、何長工、彭紹輝、徐文烈等同志研究，認為抗大的整風，要穩不要急。以學習文件，對照檢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高學員的馬列主義水平，改造世界觀和思想方法為主要目的。結合整風，對幹部進行審查，弄清一些人的問題，該使用的使用，該處理的處理，保證黨和軍隊組織上的純潔性。為加強對整風學習的領導，經中央批准，設立抗大總學習委員會，校領導及各大隊政委參加，我任書記。日常的學習領導工作，由李井泉、徐文烈負責。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總學委會發出《關於學校整風學習的決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歷史，檢查工作，審查幹部，四種工作有機的密切的配合進行」。各大隊、支部深入動員，整風審幹運動，在全校展開。

　　經過前幾個月的整編和整頓，我們對學員的情況大體上有個譜。絕大多數學員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有問題的只是極少數。因此，運動開始後，強調首先學好《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文件，澄清模糊認識，打消顧慮，提高自覺性。在此基礎上，轉入對照檢查，清算錯誤思想，交代歷史問題，書寫自傳。各單位對重點審查對象，進行了摸底排隊。應當說，這段時間裡，領導思想比較清醒，方針和方法比較對頭，因而沒有出現原則性的偏差。

　　可是，從十月中旬起，情況發生了變化。康生派整風審幹工作組進駐抗大，指導運動。負責人黃志勇，是個搞逼供信的專家。他根本不把抗大學委會放在眼裡，獨斷專行，發號施令，抓什麼「紅旗黨」，推行「搶救失足者」那一套。十月下旬，我去延安，和林彪、張宗遜主持練兵。練兵時，毛主席還來看過。此後兩個月的時間裡，抗大整風被弄得一塌糊塗。名堂多得很，什麼「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臺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搞出特務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幹部隊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務和特嫌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真是駭人聽聞！

　　十二月間，毛澤東同志發現了整風審幹中的擴大化傾向，及時作了糾偏的指示。抗大的「審幹」運動才急忙刹車，開始轉入糾偏、甄別階段。那時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準備「七大」的材料，無法抽身回綏德去。抗大的甄別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長工主持，他們經常派人來向我彙報。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寫信給李、何二同志，向他們通報了延安甄別平反的進展情況，對抗大甄別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搞錯的要大膽糾正，不要有顧慮，同時要耐心做好善後工作。這項工作，細緻而複雜，延續了近兩年的時間，才算完成。

　　在進行整風運動的同時，抗大掀起了大生產運動。半天整風，半天生產，兩不耽誤。一九四四年的生產成績很突出，共收入四億七千六百余萬元，比頭年增長一百六十倍。

　　轉入正課學習至畢業分配，是第三階段的中心任務。時間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抗大第八期教育計劃，建校初期就有個輪廓，後經校領導反復討論、修改，才確定下來。一九四四年六月正式頒發，因整風審幹的關係，至年底才付諸實施。

　　教育計劃的總方針仍是毛主席的三句話：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裡面，政治、軍事、作風都有了，是一個完整的教育方針，完全符合抗大培養幹部的目的和要求。

　　關於教學原則，我們從實際出發，參照以往抗大的教學經驗，提出了七條：

　　（一）根據敵後作戰的需要決定教學內容；
　　（二）在教學實施過程中照顧對象的特點；
　　（三）軍事、政治、文化教學相互結合；
　　（四）教學與實踐相結合；
　　（五）教學與生產相結合；
　　（六）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
　　（七）堅持教學上的群眾路線。

　　那時，抗日戰爭何時轉入總反攻階段，八路軍大發展的高潮何日到來，我們雖難以作出準確判斷，但也不是毫無預見。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及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們預計在兩三年內，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在考慮學制時，暫定為兩年：預科一年，本科一年。預科以學習政治、文化課為主，占百分之七十，軍事課占百分之三十。本科則以軍事課為主，占百分之七十，政治、文化課占百分之三十。預科時間與本科相等，是因為部分學員文化程度太低，其中有些甚至是文盲、半文盲。沒有一定的時間打下文化基礎，要學好軍事、政治課程，是很困難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突患肋膜炎，住延安柳樹店和平醫院治療。整天發高燒，持續了兩個多月，身體虛弱至極。

　　「七大」也未能出席，直至抗戰勝利後，才恢復得好些。抗大後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長工、彭紹輝同志負責，我只是掛名的校長而已。一九四五年八月間，因八路軍已進行抗日總反攻，抗大第八期學員奉命提前畢業，分赴各抗日戰場。總校亦遷往東北，迎接新的戰鬥任務。

　　§參加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始自一九四一年五月的高幹整風學習會議。毛主席強調：整風，主要是高級幹部，其次是中級幹部，再次是下級幹部。這次整風，分為高幹整風學習（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全黨整風（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總結提高（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個階段，歷時四年之久。我在聯防司令部和抗大期間，一直參加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

　　整風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党的建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從中受到的教益，是終生難忘的。

　　首先，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

　　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即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延安整風解決的基本問題之一。不解決這個問題，全黨便無法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分清路線是非，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從而確立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的正確思想路線。

　　我們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黨。馬列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從建黨之日起，我黨就不乏注意把馬列主義應用於中國革命實際的同志。黨依靠著他們和廣大革命群眾，經過反復實踐、摸索，走上了武裝鬥爭和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道路，堅持了土地革命戰爭，贏得了敵後抗戰的重大勝利。這方面的傑出代表，是毛澤東同志。而歷次機會主義卻違背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危害最甚的是王明路線統治全黨的四年，曾使黨幾乎陷入絕境。

　　王明一夥在四中全會上臺後，大肆氾濫教條主義、主觀主義、黨八股等惡劣傾向，荼毒全黨。他們對中國革命的實際一竅不通，卻尋章摘句，誇誇其談，以「精通」馬列主義而自居；對武裝鬥爭、建設紅軍、創造根據地、土地革命和反敵人「圍剿」，毫無實踐經驗，卻自以為是，高高在上，寫決議，發指示，「欽差大臣」滿天飛，憑主觀臆想指導革命。革命實際紛繁複雜，千變萬化，他們不調查，不研究，照搬「本本」或外國經驗，把抽象原則和死板公式當作「萬應藥方」，套在活生生的變化發展著的革命實際中。這種理論與實踐相分裂的特徵，乃是教條主義者的致命頑症所在。結果，弄得黨內死氣沉沉，一切「唯書」、「唯上」，失去了生動活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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