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22)

一二二

　　針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黨八股給黨造成的危害，毛主席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黨中央也作出了《關於加強調查研究的決定》，號召全黨面向實際，面向群眾，調查研究。同時，規定了幹部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八〇三頁）這就打破了教條主義的禁錮，樹立了實事求是的作風。我在整風學習中，深刻體會到，共產黨人要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不斷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我在整風筆記中寫道：「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對客觀事物、中國社會、中國歷史、國際國內的情況及變化等事物的瞭解、認識，辨明其發展規律，決定正確的政策。」並且歸納了堅持調查研究的十條要求自己：「1.長期性。是經常的工作，不是一時的突擊工作。2．徹底性。對每一個問題務須弄個水落石出。3．具體性。不僅注意問題的正面，還務須注意各個側面，以免挂一漏萬。4．真實性。反映真實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斷。5．計劃性、組織性。明確目的，不能無的放矢，也不能無矢求的。6．批判性。兼聽不兼信，仔細研究各種反映。7．抓住中心，要有準確的時間、地點和問題。8．深入各階級，利用各階層的幹部。9．多去底層，不能忽視大多數。10．甘當小學生，不恥下問。」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是我們黨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克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本途徑。

　　第二，必須堅持正確的路線和策略。

　　從政治上分清路線是非，確立馬克思主義路線在全黨的統治地位，肅清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是延安整風解決的又一根本問題。什麼「兩條路線」、「王明『左』傾路線」、「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經過整風學習，我才有了深刻的認識。

　　「六大」以來，在黨的歷史上出現過三次「左」傾錯誤，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教訓是很深刻的。第一次「左」傾，發生在一九二七年冬，翌年四月基本結束。那時，我參加了廣州起義，又在東江堅持遊擊戰爭，對一些「左」的口號和作法，深有感觸。廣州起義和東江遊擊戰爭的失敗，與「左」傾錯誤有很大關係。第二次「左」傾，即「立三路線」，約半年的時間。我在鄂豫皖根據地，僅有兩千來人的隊伍，中央卻叫我們去攻打武漢！以卵擊石，行不通，我們作了抵制。根據地裡貫徹「左」傾政策的結果，造成許多農民「反水」，一部分紅色政權塌台，吃了苦頭。

　　第三次「左」傾是王明路線，統治時間最長，形態最完備，影響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他們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反右傾機會主義」、「擁護國際路線」的旗號，極力推行「左」的一套。什麼「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呀，「武裝保衛蘇聯」呀，「兩條道路決戰」呀，「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呀，「創造百萬鐵的紅軍」呀，國民黨「十分動搖」、「恐慌萬狀」、「總崩潰」呀，以奪取中心城市為中心的「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呀……純粹是冒險主義、盲動主義。與此相聯繫，在軍事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作、敵軍工作等方面，也都「左」到無可再「左」的地步。結果，招致白區黨損失近百分之百，紅軍損失百分之九十。在鄂豫皖根據地、川陝根據地，由於張國燾推行王明那套「左」的東西，竭澤而漁，弄得民窮財盡，使部隊無法生存下去。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中，福建事變發生，博古等人不懂得聯合十九路軍共同對付蔣介石，一面和人家訂了三條協定，一面又說蔡廷鍇等「比蔣介石還蔣介石」，把送上門來的同盟者拋到一邊。我們學習小組，對此事議論很多。事實證明，「左」決不比右好，不論「左」的或右的路線和策略，都會葬送革命事業。

　　教條主義統治時期，武裝鬥爭以毛澤東為代表，白區工作以劉少奇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原理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是堅持正確路線和策略思想的典範。他們代表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意志，站在最前列，同教條主義者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有一系列的文獻和實踐活動，可資佐證。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是完全正確的。從此，才使革命轉危為安，才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才制定了抗戰時期的正確路線和策略，才贏得了敵後抗戰的偉大勝利。由任弼時同志主持起草、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同樣是一個模範」的論斷，也是正確的。

　　第三，必須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

　　用整風的形式，去分清路線是非，去克服黨內的主要矛盾——無產階級思想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列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大貢獻。延安整風的經驗證明，只有用正確的方法去開展黨內鬥爭，克服矛盾，才能達到教育全黨，團結全黨，增強黨的戰鬥力的目的。

　　我們的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党。但党的成員來自社會，生活在社會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觀點。混進黨內來的壞人只是極少數，黨內的主要矛盾不是敵我問題，而是正確與錯誤、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因而，解決這種矛盾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團結、批評、團結」，而不是其它。不明確這一點，開展黨內鬥爭，勢必走到邪路上去。

　　王明路線時期，發展了機械、過火的黨內鬥爭，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他們從宗派主義集團的私利出發，把「黨內鬥爭」變成提高自己「威望」、剪除異己、嚇唬黨員的經常手段。正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為貫徹其意旨起見，在黨內曾經把一切因為錯誤路線行不通而採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錯誤地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調和路線』、『兩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和敵人作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黨內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頁）

　　大家對此深有體會，舉出了許多事例。在中央蘇區，王明一夥大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排擠毛澤東同志。在鄂豫皖根據地，曾中生和我因與教條主義者派來的中央代表張國燾等人，發生「南下之爭」，官司打到中央，教條主義者不問是非曲直，給我們扣上一大串罪名，撤了曾中生的職。從那以後，曾中生便屢受打擊，直至被張國燾監禁、殺掉。他們這種錯誤作法，只能窒息党的民主氣氛，發展盲從主義、奴隸主義。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黨內鬥爭」，同錯誤的「肅反」政策攪在一起，殘害了大批幹部和黨員，言之令人髮指。在中央蘇區、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各革命根據地，大抓「AB團」、「第三黨」、「改組派」、「托陳取消派」，大搞「逼、供、信」，被錯殺的共產黨員和群眾何止千萬！弄得黨內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氣氛。這套衣缽，在整風審幹中被康生等人搬來，「搶救失足者」。凡是從白區來的，都受到懷疑，甚至連葉劍英同志，都被列為懷疑對象。幸虧毛主席及早察覺，提出審查幹部的九條方針，規定「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嚴禁逼供信」、「有錯必糾」，才避免重蹈以往「肅反」的覆轍。挽救了大批革命幹部，端正了整風審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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