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20)

一二〇

　　陝北的鹽業，是項重要財政收入的來源。朱總司令很重視，指定留守兵團抽出六個萱的兵力，專口打鹽，出口交換急需物資。一九四一年即打鹽五萬六千九百餘馱，羊毛、山貨、藥材也是重要出口項目。三邊的甘草特別粗壯，多得很。隨著生產的發展，出口量的增加，我們的家底子逐漸厚實起來，生活也有明顯改善。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全兵團共有商業基金二千四百萬元，工廠—資金七十一萬二千元，運輸牲口五百五十餘頭。伙食費平均每人每天以五角計，公家發一角，能自給四角。三五九旅的生產成績，尤為突出。荒無人煙的南泥灣，在他們手裡，變成了有口皆碑的「好江南」。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該旅共開荒種地二萬六千餘畝，養豬二千餘頭；打鹽井十個，炭井一個，辦起木廠兩個、鐵廠三個，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油房一所；擁有運輸牲口六百頭，建立十個騾馬運輸站，商業有一個總店，十個分店。全旅達到糧食自給百分之八十八，經費自給百分之八十五。

　　賀龍同志對晉綏部隊的生產亦抓得很緊，取得了可喜成績。一九四二年全年．他們在晉西北共墾荒六萬畝，還挖渠引水，擴大灌溉面積，大力發展棉、麻、紡織業及其他生產經營項目，將相當一部收入支援延安，對克服財政困難起到重大作用。年底，毛主席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對部隊參加生產，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被征服的物質基礎。」我軍參加勞動生產的優良傳統，就是從那時形成的。

　　在聯防司令部期間，我與賀龍同志共事，關係融洽，心情舒暢。他兩邊跑，有時去晉西北，有時在延安。我們一面整風，一面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有時閒聊天。他經常和我講些在舊軍隊的故事，聽來叫人好笑。他從舊軍隊營壘裡殺出來，新舊對比，對毛主席的建軍思想，尤為折服。他給我的印象，性格開朗。對党忠誠，積極正派，善於團結幹部，有事擺到桌面上，從不背後搗鬼。他決不是一個有野心、搞陰謀的人。文化大革命裡，林彪一夥誣陷他搞「二月兵變」，殘酷迫害致死，真是冤枉得很！

　　§任抗大校長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軍民在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下，進一步掀起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高潮。

　　我那時正忙於抓聯防司令部所屬部隊的生產規劃，檢查春耕情況。有天，毛主席找我去談話，開門見山，要我去抗日軍政大學當校長。他說：抗大總校從邢臺搬回來了，這裡還有分校，準備合併到一塊，規模辦大些，校址在綏德。目的是大量培訓幹部，為戰略反攻作準備。那裡缺個校長，現在實在找不到合適人選，你先去代理一段吧。我覺得自己缺乏辦校經驗，力難勝任。就說：我恐怕不行，挑不起來。還是派我到前方帶兵打仗，比較合適。他說：向前同志，你是師範生、黃埔生，又有作戰經驗，辦學校有什麼困難的？決定你去就去吧，將來有的是仗打，我們還要總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組織，搞個核心領導小組，具體工作叫何長工他們管。我說：既然主席這樣說，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適人選，再替換我。毛主席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他對抗大的任務，用「培養幹部，準備反攻」八個字概括，提出了幾點要求：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環節。組織學員認真學習整風文件，提高馬列主義水平，克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傾向，同黨一條心，而不是半條心。第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教職員工有好幾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麼辦？應象邊區部隊一樣，自己挖窯洞，種糧、種菜，紡線、織布，邊學習，邊生產。自力更生，任何困難也難不倒我們。第三，審查幹部，鞏固內部。主要是清查內奸，保持幹部隊伍的純潔性。毛主席還強調，教學要採取啟發式，反對注入式。這些，就是我們的基本工作方針。

　　三月中旬，我從延安去綏德，路上走了四天。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受到何長工等同志的熱情迎接。過了些時候，李井泉同志調來，抗大的領導班子正式組成。中央任命我為校長，李井泉為政治委員，何長工、彭紹輝為副校長，陳奇涵為教育長，徐文烈為政治部主任。

　　著名的抗大，全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戰以來，已培訓七期學員，分佈在各抗日根據地，發揮了戰鬥骨幹作用。因戰爭環境的關係，校址經常流動，從保安到延安，到晉察冀，到晉東南，到冀南平原。一九四二年二月，總校在邢臺地區開辦第八期，學習一年，奉命轉來陝北。在此同時，中央又決定將晉察冀二分校、晉西北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後改稱軍事學院）均與總校合併，學員統稱第八期。

　　學員來自四面八方。有從前線來的，有從後方來的，有從敵佔區來的，有老幹部、新幹部，有軍隊幹部、地方幹部，有青年學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們一面建校，一面陸續接收學員。原計劃本期培訓學員八千至一萬人，結果只招收了六千餘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晉察冀邊區二分校的一部學員轉來陝北，收生工作才告結束。

　　我們確定，第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整編機構，端正思想，建家立業。時間為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

　　整編機構主要是根據「精兵簡政」的原則和教學需要，統一組織編制，進行幹部配備。校本部機關力求短小、精幹，除政治工作專設政治部，下屬組織、宣傳、幹部、保衛、總務五個科外，教學工作設軍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後勤工作設供給處、衛生處，直屬校首長領導。學員以原建制為基礎，編為五個大隊四十六個隊。大隊設大隊長、政治委員、政治處。隊設隊長、指導員。一大隊大隊長韓先楚，政治委員高蘭亭；三大隊大隊長賴光勳，政治委員雷欽；四大隊大隊長王泮清，政治委員許鳳翔，以後又組建了二、五大隊。不論大隊或隊的領導幹部，均一身二任，既是領導，又是教員。幹部和教員缺乏，是一大困難。我記得編制定下後，幹部缺一半，教員缺額更多。除從學員中調出些任用外，我們還請求軍委批准，從延安編餘幹部中解決一部分。

　　端正入學態度，嚴格組織紀律，樹立「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好幾千人初來綏德，什麼想法都有。有的認為在前方打仗光彩，入學不光彩；有的犯過錯誤，是準備來「挨整」的；有的看到學校白手起家，一無校舍，二無教材，三無畢業期限，涼了半截。針對這些現象，我們從加強思想教育入手，要求學員端正入學態度，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養成「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用無產階級思想去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農民意識。強調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加強團結，相互學習，相互尊重，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幹部知識化。同時，嚴格管理，嚴格規章制度，一切行動必須象正規部隊一樣，達到軍事化、戰鬥化的要求。不論資格新老，違犯紀律均嚴肅處理，決不姑息遷就。

　　建家立業，靠自己動手。我們提出的口號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建立革命家務！」幾個學員大隊分駐在綏德、清澗、瓦窯堡、子洲等地區。窯洞得自己打，課堂得自己蓋，糧食、蔬菜得自己生產。各大隊首長負責，組織學員邊建校舍，邊搞生產，掀起了建校和生產的熱潮。全校共挖了二百多個窯洞，各大隊都蓋起了課堂；開荒種田，辦作坊，撚毛線，養豬養羊，開合作社，全年共收入近三百萬元，使物質生活有了保障和一定的改善。

　　我當時兼任中央處理委員會主任，下面有中組部王從吾、武競天等同志組成的一個小組，負責考察從敵後調回的幹部，並初步分配工作。這是項細緻、複雜的任務，要看檔案，要經常研究情況，要和幹部談話，要全面認識幹部，既費時，又費力。我主要管團以上幹部。

　　抗大整編大體就緒後，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六月間，蔣介石令胡宗南等部，盡撤河防兵力，向洛川、中部、邠州一線集中。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調晉西北四個主力團來邊區應變，全邊區軍民齊動員，加強自衛備戰，隨時準備粉碎頑固派的軍事進攻。抗大的全體教職員工，也投入到緊張的自衛備戰中。當時，聯防司令部給我們的任務是對付北線榆林方向的鄧寶珊部。一般地說，鄧雖不至於打我們，但有蔣介石和胡宗南的壓力，我們不得不防。制定了作戰預案，學員都發了槍，分一線、二線防守。米脂為一線，綏德為二線。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我黨擊退，抗大遂轉入整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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