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78)

七八

　　穿過草地，部隊進入了半農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區。有糧，有水，有牛羊，有民房，大家可高興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機關住阿西，我、陳昌浩、葉劍英及前敵指揮部住巴西。兩地相距不遠，來往較方便。陳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又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麼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聯繫。

　　距離巴西、班佑一百多裡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經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數十裡，有包座河縱貫其間，山高路險，森林密佈。守敵利用山險隘路，修築許多碉堡，並備有大批糧食，構成了可以長期堅守的防禦陣地。胡宗南得悉我軍北進消息後，急調其駐漳臘的伍誠仁第四十九師，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圖扼住紅軍北進的通道。

　　搶在胡宗南增援部隊趕來之前，強佔包座，出師甘南，是擺在右路軍面前的緊急任務。喪失戰機，我軍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險。八月二十六日，我們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立即派人偵察地形、敵情，進行攻打包座的戰鬥部署。鑒於三軍尚未通過草地，一軍在長征途中減員太多，我和陳昌浩向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建議：攻打包座的任務，由四方面軍的三十軍、四軍承擔。中央批准了這一建議。我們決心在敵援兵到來之前，速戰速決，攻取上下包座，然後集中兵力打援。以三十軍八十九師二六四團攻擊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師兩個團和八十九師另兩個團位於包座西北地區，相機打援；以四軍一部攻擊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敵。一軍作預備隊，集結于巴西和班佑地區待機，並負責保護黨中央的安全。我的指揮所，設在上下包座之間的一座山頭上。

　　八月二十九日，我二六四團向大戒寺一營守敵發起攻擊。經一夜激戰，殲敵兩個連，餘敵退據大戒寺山後的碉堡裡頑抗。三十日夜，援敵四十九師先頭部隊進抵大戒寺南。為誘使援敵全部進入我伏擊圈內，二六四團略予抵抗後，奉命撤至大戒寺東北。當夜，敵進至大戒寺。次日，敵師長伍誠仁率師部進到大戒寺以南，令三個團的兵力沿包座河東西兩岸進擊，企圖壓迫我軍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殲滅之。當天下午三時，我們下令反擊。埋伏在山林間的八十八、八十九師指戰員，一舉楔入敵三個團中間，將敵割成三塊，激戰至晚，將敵四十九師大部殲滅。

　　在此同時，我四軍一部也向求吉寺之兩營守敵發起猛攻。殲敵一個多營，殘敵繼續憑險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時候，我在求吉寺前沿。那間寺廟的院牆又高又厚，敵在廟後山上築了堅固工事，控制著制高點，很不好攻。部隊前仆後繼，傷亡不小，我遂令部隊停止攻擊，圍住殘敵，待機消滅。戰鬥中，我十師師長王友鈞打紅了眼，端起機槍，架在警衛員肩膀上，向敵猛烈掃射，掩護部隊攻擊，不幸中彈犧牲。戰後，部隊將他與其他烈士的屍體，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

　　王友鈞是湖北廣濟縣人，原紅十五軍的戰士。在紅四方面軍歷任班長、特務隊長、營長、團長，屢建戰功，是全軍著名的「夜摸將軍」。他所帶領的二七一團，善長夜摸、夜襲，神出鬼沒，經常出敵不意，出奇制勝。在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時，他帶著三十多名手槍隊員，夜間從西線偷渡小通江，攀越幾丈高的懸崖，摸入敵後方牛角嵌團部陣地，砍死敵團長，摧毀敵團部，帶著繳獲的武器、文件、俘虜，安全返回，受到了方面軍總部的表揚。他犧牲時，年僅二十四歲，令人十分難過。我在第二次北上路過那裡時，曾去王友鈞和其他烈士的墳前，獻上一束野花，以示哀悼和緬懷之憂。

　　包座戰鬥，我三十軍立了大功，四軍打得也不錯。是役共斃傷敵師長伍誠仁以下四千餘人，俘敵八百餘人，繳獲長短槍一千五百餘枝、輕機槍五十餘挺，電臺一部，糧食、耗牛、馬匹甚多。我軍指戰員經過草地的艱難行軍，不顧疲勞，不怕犧牲，堅決完成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賦予的打開北進通道的任務，取得了全殲蔣介石嫡系部隊胡宗南一個師的重大戰果，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

　　右路軍出了草地，佔領包座，已是八月底。左路軍那邊，不見動靜，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陳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張國燾的工作，催他帶左路軍上來。我說，如果他們過草地困難，我們可以派出一個團，帶上馬匹、耗牛、糧食，去接應他們。毛主席說：這個辦法好，一發電報催，二派部隊接，就這麼辦。接著，即以毛澤東、陳昌浩和我三人的名義，發出電報。我們又令四軍三十一團準備糧食，待命出動。

　　可是，張國燾離開阿壩，剛進入草地，就變了卦。九月三日，他來電說：「（葛曲河）上游偵察七十裡，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兩天，電臺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如此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且恐多阻礙。」

　　可見，這時張國燾連北進的方針也不同意了，實際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並不能成立。一是所謂葛曲河漲水，無法徒涉和架橋。其實，四方面軍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隊，就在左路軍，就地取材，營造簡便渡河工具，不成問題。二是所謂糧食缺乏。其實，阿壩那帶，糧米較毛兒蓋地區要多，張國燾以前來電也說過。我們從毛兒蓋出發，每人只帶了供兩、三天食用的炒青稞，還不是通過了草地？他們的糧食，絕不會比我們少，過草地有什麼不行？更何況我們還要派部隊帶糧去接應他們呢！所以，張國燾這是找藉口，與中央的北進方針相抗衡。

　　這時，我們已令紅一軍一師為先頭部隊，向俄界地區探路開進。敵文縣、武都、西固、岷州線兵力不多，築碉未成，難以阻我突擊。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進，一方面也在考慮如何使張國燾轉彎。因為這是關係全域、關係左路軍命運的問題，而不是張國燾一個人的問題。那幾天，陳昌浩幾乎天天往中央駐地跑，希望能找出個妥善辦法來。

　　根據陳昌浩回來講的情況，九月八日，我們致電朱、張請示：「胡不開岷，目前突擊南、岷時間甚易。總的行動究竟如何？一軍是否速占羅達？三軍是否跟進？敵人是否快打？飛示，再延實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只有（要）南進便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上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無法北進，只有實行下策。如能乘（敵）向北調時（取）松潘、南坪仍為上策。請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

　　當天，張國燾來電，命令我和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這樣，黨中央的北進和張國燾的南下之爭，終於發展到針鋒相對的明朗化地步，成為牽動全域和影響紅軍命運、前途的鬥爭焦點。這份電令是陳昌浩先看到的，拿來和我商量。事情發展到這般地步，我們夾在中間，感到很為難。我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向中央報告不行，你還是跑一趟吧！陳昌浩同意，馬上帶上電報，去找張聞天、博古他們。

　　晚上，陳昌浩來電話通知我去周恩來駐地開會。周副主席當時患病未愈，身體很虛弱，起不了床。我到那裡時，毛主席、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都在，說：就等你來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員，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個聽會的態度。會前，毛主席他們已經擬好了一份要張國燾執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會上念了一下，要陳昌浩和我表態。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的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見，對南下問題考慮不成熟，沒有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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