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40)

四〇

　　狠的戰鬥作風，建立在紅軍指戰員高度階級覺悟的基礎之上。沒有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和對敵人的無比憎恨，沒有遠大的革命理想和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來的。在這裡，經常的政治教育和階級教育起著主導作用，它是培養這種戰鬥作風的基礎一環。

　　第二是硬。

　　部隊作戰，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頭，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氣馬」。沒有後勁，過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戰役戰鬥的嚴重、慘烈、危急時刻，部隊一定要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氣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過得硬。這股硬勁，有時能起到反敗為勝，化險為夷，扭轉整個戰局的重大作用。紅四方面軍歷經許多艱險危難的嚴峻考驗，樹立了過硬的戰鬥作風。

　　我們的勝利，確確實實來之不易。一部紅四方面軍成長壯大的歷史，就是不斷同敵人打硬仗、惡仗，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歷史。那個時候，我們叫做「硬著頭皮打」。

　　事實證明，我軍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作戰，雖然主要採取「避強擊弱」的作戰方針，但打的卻多是硬仗、惡仗，輕而易舉取勝的戰例是不大多見的。這是因為：（一）根據地範圍有限，又處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敵人的「會剿」、「圍剿」，一次比一次規模大，時間久；投入的精銳部隊，也一次比一次眾多。紅軍回旋餘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強敵、眾敵作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二）敵我力量的懸殊，使紅軍的劣勢地位短期之內無法改變，因而即便是敵人的弱軍（與其強軍相對而言）同我們作戰，也往往有恃無恐，其囂張氣焰和拼死決鬥的程度，相當可觀。國民黨正規軍如此，雜牌軍如此，反動民團也如此。同我作戰的敵軍，幾乎沒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發生；我拔掉某些根據地邊緣地帶的反動民團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這裡。（三）雖然各路敵軍「圍剿」根據地時，互存戒心，各保實力，給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對付紅軍這一點上，他們畢竟有共同的利害關係。我揀某一點或某一路弱敵去打，有時會遇到他路敵人迅速來援的情況。我軍必須連續作戰，進而打破援敵的包圍和夾擊。「圍點打援」時，援敵來勢兇猛，人數眾多，要吞掉他們，更是需要花費力氣的事。（四）特別在我軍反「圍剿」失利被迫轉戰的情況下，敵人瘋狂圍追堵截，有些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險戰鬥，避也避不開，非打不可。所以說，我們那時打的許多仗，的確是硬著頭皮幹的。形勢所迫，鬥爭需要，不這樣幹怎麼行呢！如果部隊只想揀省勁的仗打，一見到硬敵、眾敵就望而生畏，遠走高飛，不敢抓住戰機，盡一切可能去奪取勝利，那就勢必走向消極避戰和逃跑主義，要打破「圍剿」和壯大紅軍是不可能的，想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當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個戰役戰鬥，無不都是敵我雙方的拼力競賽。誰勝誰負，除了主觀指導正確與否、戰術運用恰當與否等條件外，部隊能不能在節骨眼上過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我們在敵眾我寡或敵我力量大體均衡的條件下進行戰役戰鬥，經常遇到這樣的情形：關係雙方主動地位的一個口子的突破，一個制高點的奪取，一個防禦陣地的固守，要經過反復多次的、劇烈而殘酷的衝殺和拼搏。這是叫勁的時刻。誰能咬緊牙關，壓倒對方，誰就會取得先機之利，推動戰局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另一種情形是，由於戰場形勢千變萬化、敵我力量懸殊或我方出現某種失誤等原因，部隊突然面臨攸關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例如，黃安戰役「圍點打援」時，我障山陣地被援敵突進，已經危及方面軍總指揮部的安全，使戰局面臨逆轉的極大危險；漫川關戰鬥中，我軍遭敵重兵包圍在深山峽谷地帶，險遭全軍覆滅的命運。在這種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部隊頂得住，沖得出，結果轉危為安；否則，將不堪設想。再一種情形則是敵我雙方旗鼓相當，鏖戰到精疲力盡的地步，看來幾乎已無戰勝對方的希望。然而，這也正是需要堅持「最後五分鐘」的時刻。堅持下來的就容易取勝，反之則功虧一簣，甚至招致完全失敗的結局。我們當時強調部隊在鏖戰的最後關頭，一定要有堅持「最後五分鐘」的毅力，以便把敵人熬垮，趁勢殲滅之。假如失去了這種機會，等他們緩過勁來再同我們打，你想消滅他，談何容易！這些情形說明，過硬的戰鬥作風，對於我軍來說，並非可有可無，而是絕不可少的。

　　培養部隊的過硬作風，關鍵在幹部。我常說，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沒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幹部帶出來的，有什麼樣的幹部，就會有什麼樣的兵。假如幹部慣于打滑頭仗，他能帶出部隊的過硬作風來，才是見鬼的事呢！

　　我剛到鄂豫邊區帶兵打仗時，敵人的機槍嘟嘟嘟嘟一響，不少新兵趕緊趴在地上，動都不敢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樣站在那裡指揮戰鬥，子彈嗖嗖從身邊穿過，不予理睬。搞上幾次，部隊就不怕機槍了。楊平口戰鬥，是鄂豫皖紅軍第一次打大仗——紅一師的千把人伏擊川軍的一個團。能不能把敵人吃掉，是個未知數，大家沒有把握。戰鬥打響後，我和師政委李榮桂、參謀長劉英，提著駁殼槍帶頭衝鋒，哪裡吃緊到哪裡去。這一仗，將敵人全殲，對指戰員鼓舞甚大。再打類似的殲滅戰，部隊就有了信心和辦法。紅一軍、紅四軍時期，象許繼慎、周維炯、蔡申熙、劉英等同志，都是敢於和善於打硬仗的幹部，對形成部隊的過硬作風，起了重大作用。

　　當然，不顧需要與可能、不講戰術的死打硬拼，是主觀主義、盲動主義、拼命主義在戰爭問題上的表現，必須給以堅決反對。

　　第三是快。

　　「兵貴神速」。時間就是力量，就是勝利，就是軍隊的生命。古今中外的軍事家，無不重視時間對於軍隊和戰爭的意義。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的我軍，更是這樣。我們在戰爭實踐中練就了「走」和「打」的兩套本領，憑著它去消滅敵人，保存自己，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這兩套本領的施展，都離不開一個「快」字。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紅軍的作戰經驗時，曾對運動戰作過通俗的解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條是打，一條是走。走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時間，做打的文章。

　　敵人的「會剿」、「圍剿」來了，四面圍攻，分進合擊，張牙舞爪，凶得很。我們打不贏他們，首先就得走。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同敵人「捉迷藏」。那時部隊行裝簡單，人人有付鐵腳板，地理條件熟悉，又有群眾掩護。命令一下，乾糧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問題。敵人當然不如我們，走走停停，拖泥帶水，所以儘管他們處於主動進攻地位，兵力、裝備占絕對優勢，但因喪失了時間，達不到圍殲主力紅軍的目的，結果其主動和優勢，便至少減殺了一半。我軍贏得了時間，飄忽自如，拖著敵人轉來轉去，直到把他們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進行反攻，聚而殲之。由此可見，紅軍的走，對打破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改變自己的劣勢和被動地位，關係是何等的重大。我們愈是走得主動，走得隱蔽，走得神速，便愈能達到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殲敵致勝的目的。這類情形，明顯見之于粉碎羅李、鄂豫、徐夏三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中。反第四次「圍剿」失利後，我軍被迫長途轉戰，爭取時間的意義尤為突出。前有敵堵，後有敵追，我們邊打邊走，邊走邊打，分秒必爭，和敵人比速度，搶時間。敵人走大路，我們翻山越嶺走小路，慢一點就有被敵人包圍、消滅的危險。當時，我們真是拚上命去和敵人競賽，所以才終於甩掉了敵人，取得在川北立腳建立根據地的時機。可以說，我軍西征轉戰的勝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雙行如疾風的飛毛腿、鐵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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