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25)

二五

　　§南下之爭

　　張國燾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不久，即對党和紅軍的領導層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和調整。

　　根據中央決定，鄂豫皖特委撤銷，組成中央分局，直屬中央政治局領導，並成立鄂豫皖省委。分局的職權系直接代表中央領導一切，有權否定地方黨委的決議或解散地方黨委。中央指定由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曾中生、舒傳賢、徐寶珊、王平章、蔡申熙等八人組成分局（又補充了郭述申、周純全、高敬亭三同志及十五名候補委員），張國燾任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兼省委書記，曾中生、曠繼勳為軍委副主席，陳昌浩為共青團分局書記。紅軍和地方武裝，統歸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同時，紅四軍的領導幹部亦進行了調整。曠繼勳任紅四軍軍長，曾中生任政委，下轄十、十一、十二、十三師。十師師長劉英，政治委員康榮生，十一師師長周維炯，政治委員余篤三3十二師師長許繼慎，政治委員龐永俊；十三師師長徐向前，政治委員陳奇。繼後，又成立了培訓幹部的「彭（湃）楊（殷）學校」，由蔡申熙任校長，傅鐘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後，曾中生等四軍領導人，鑒於外線敵人暫已處於守勢，而根據地內糧食供應十分困難，曾向分局建議：留一部分兵力結合地方武裝掃清商南親區等地的反動武裝，集中主力南下蘄黃廣地區，恢復根據地，解決糧食問題，並牽制敵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張國燾給他們扣了一頂「立三路線殘餘」的帽子，予以否定，命令四軍去商城親區，解決顧敬之的反動民團。因顧逆令所部大搞堅壁清野，威脅群眾，逃離家園，紅軍所到之處，荒無人煙，供應發生了嚴重困難，並時遭敵反動遊擊的襲擾，短期內很難取勝。四軍領導人複向分局和軍委申明理由，希望採納原來的建議。但又遭到張國燾等人的反對，指責四軍領導的意見是「揭開了立三路線的面具而來了一個實際工作的機會主義」。

　　六月底，分局召開擴大會議，沈澤民等人與紅四軍出席會議的曾中生、餘篤三、許繼慎等，圍繞紅軍主力是否南下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時值中央革命根據地反三次「圍剿」開始，我主力南下作戰具有配合作用，曾中生等同志的意見，得到與會多數同志的支持，張國燾也暫時放棄了原來的主張，同意部隊南下。會議決定：在鞏固現有陣地的基礎上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是最迫切的任務，為此，紅四軍應以少部兵力留在根據地鞏固陣地，而以主力部隊南下向外發展。

　　七月上旬，軍委在商城西南的餘家集召開會議，討論具體行動部署，不料又發生了分歧。張國燾推翻原來的南下決定，認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就得進攻和威脅大城市，要四軍攻英山，出潛山，太湖，進攻安慶，威脅南京。顯而易見，這是個冒險主義的計劃，和立三路線攻打武漢的味道差不多。四軍的領導人不同意，還是主張先打英山，後出蘄、黃、廣，威脅長江，策應中央革命根據地，使鄂豫皖根據地與蘄、黃，廣連成一片。最後，張國燾拍板，硬是按他個人的意見作了決定。部隊奉命積極進行南下英山、東出潛太的準備工作。

　　七月中旬，紅四軍的領導又進行改組。原軍長曠繼勳到十三師當師長（他在五月間向中央寫工作報告，不承認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線」的繼續，而受到中央的指責），我調任四軍軍長，曾中生任軍政治委員，劉土奇任政治部主任。我們過去就覺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問題，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党和紅軍的領導幹部改組太頻繁。本來紅一軍成立時，已將鄂豫邊、商南、皖西的三支紅軍統一起來，許繼慎、曹大駿等同志雖然思想上有點毛病，但還是能幹的，部隊連戰皆捷，發展很快。

　　但一九三一年一月紅一軍和十五軍合編成紅四軍時，中央又派曠繼勳來任軍長，余篤三任政治委員。其實，曠繼勳並不比許繼慎強。許繼慎這個同志是行的，指揮打仗有一套，帶兵也有經驗，就是英雄主義厲害點。此後，許繼慎與曠繼勳的關係疙疙瘩瘩。曹大駿同餘篤三的關係也不融洽。軍隊不斷改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幹，土生土長，與當地幹部，群眾有密切聯繫，熟悉鄂豫邊區的情況，但上面換下了他，派來郭述申同志。三中全會後，又派來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幹得不錯，但四中全會後，又把張國燾換來了。對張國燾，開始大家認為他長期在中央工作，又到過蘇聯，的確都很尊敬他。沒想到這個人那麼凶，來了就給人扣帽子，打棍子，狠批了幾次曾中生，還開除了徐朋人的黨籍。

　　可他是黨中央的代表，鄂豫皖分局書記，你思想上不滿意，組織上要服從的。下級服從上級，在戰爭環境中特別強調。省委書記沈澤民同志，也是中央派來的。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工作熱情積極，是個好同志，但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強得多。這樣改來改去，加上後來的「肅反」，原來地方上土生土長的一些領導幹部，多被搞了下去。這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與發展，是極為不利的。不重視土生土長、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的幹部，頻繁更換根據地的領導人，是「左」傾路線在組織上的表現之一。

　　我調任紅四軍軍長後，積極與曾中生同志合作，厲兵秣馬，準備南下。八月初，我們率紅十、十一、十二師的五個團從商南親區開拔，冒著酷暑行軍，直取英山。該城駐有敵五十七師的一個團及反動民團一部，工事比較堅固。拂曉前，我軍兵力部署就緒，用三個團從西、南、北三個方向發起進攻，襲占城外要點，兩個團作預備隊。敵憑險固守，戰鬥很激烈。打到午後，我們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幾個要點，還是攻不進城去。研究了那裡的地形，覺得城西北角的船形山、鳳形山居高臨下，靠城又近，是個好突破口。當即調整兵力，以一部佯攻城北的要點雞鳴尖，集中主力，從城西北突破。下午四時發起攻擊，一舉突破，佔領了船形山、鳳形山。部隊迅即登城，經兩小時戰鬥，全殲守敵一千八百餘人，繳槍一千二百余支，機關槍十八挺，追擊炮四門及大批彈藥和軍用物資，首戰告捷。

　　根據張國燾的決定，打下英山後要東出潛山、太湖，攻打安慶，威脅南京。對此，大家本來就想不通。在英山，曾中生同志和我分析了當時的敵我態勢和力量對比，覺得東進確實沒有把握。第一，路程太遠。從英山到安慶，中間要通過四百多裡的白區，沿途敵有兩個多旅把守。我們遠離根據地，無後方作戰，危險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們三個口幣才五個團的兵力，留下一個團住英山守後方，東進只有四個團。一路下去，敵眾我寡，敵防我攻。沿途再留點兵力，還有多少力量去攻安慶？又何況安慶戰略地位重要，是敵人重兵設防之地呢！第三，太湖、潛山、安慶一帶的地形條件，群眾條件、敵情條件，我們都不熟悉。一麟半爪地知道點，是從敵人報紙上看來的，不可靠。兵書上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對敵情、地形、群眾情況兩眼一抹黑，遠距離跑去出擊，不是找著吃苦頭、打敗仗嗎？與此相反，如果南下蘄、黃、廣地區，則有利得多。那裡在黨的「八七」會議後曾發生過黃梅暴動，建立過蘇維埃政權，後又發展為紅八軍四，五縱隊的根據地。黨的基礎和群眾條件比較好，離英山又近，才二百里的路程，敵人兵力也空虛。曾中生同志最後決定，紅軍趁勢進據蘄、黃、廣，一面行動，一面將這一決定報告分局。

　　八月初，我們留下十二師守英山，固後方，率十、十一兩師向南進擊。沿江水漲，武穴一帶被淹，部隊抵春縣境後乃改變部署，橫擊浠水，回掃羅田。中旬，我派出兩團兵力，冒著盛暑，一晝夜行軍一百二十裡，突襲蘄春北漕河鎮敵新八旅。拂曉打響，迅即全殲該旅的兩團人，斃敵數百，活捉旅長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餘名，繳槍一千二百余支，乘勝進佔廣濟。同時，派倪志亮同志率一部兵力去打黃梅，但因城壕水深，沒有打成。蘄、黃、廣的原十五軍幹部、戰土，回到家鄉，打了勝仗，個個興高彩烈，笑逐顏開。當地的黨組織和農民群眾，見紅軍到來，熱情慰問，夾道歡迎，使我們深感老根據地群眾的覺悟和溫暖。在紅軍和地方黨的組織下，群眾迅速展開了如火如荼的鬥爭。每次開倉分糧或分當鋪的東西，都有無數群眾湧來，領回一袋袋糧食和他們典當的衣物，鞭炮齊鳴，象過節那樣熱鬧。通過打土豪和沒收敵倉庫，短期之內，我軍就收繳了金子二十餘斤（後派人送交上海黨中央），銀子一千八百斤，大洋七萬元，使部隊的物資補給問題得到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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