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24)

二四

　　三個多月反「圍剿」的經驗證明：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相對緩和的形勢下，蔣介石已經有力量組織全國性的統一「圍剿」，對付日益發展著的紅軍和根據地。敵人的「圍剿」，指揮統一，兵力眾多，規模大，時間久，不同於以往一省或幾省軍閥勢力的聯合「會剿」。我們粉碎敵人的「圍剿」，明顯具有戰略防禦和戰略反攻兩個階段，而每個階段，都包含著一些敵攻我防或敵防我攻的重要戰鬥。根據地的領導人，如果不是從戰略全域著眼，通觀反「圍剿」的全過程，來制定計劃，部署力量，組織戰鬥，就會陷於盲目和被動的地位。嚴格地說，這次反「圍剿」的第一階段--戰略防禦階段，我們的自覺程度是不夠的。

　　紅軍主力離開鄂豫邊區去豫皖邊區作戰，不能算作有預見的戰略性行動，因為當時不知道敵人全面「圍剿」的來臨；而鄂豫邊區由於對反「圍剿」的準備不足，也出現了倉促應戰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時採取一系列應急措施和紅十五軍及時到達，支撐局面，情形還要嚴重得多。反「圍剿」的第二階段--戰略反攻階段則不同，特委正確地分析了形勢，估量了敵情，抓住了戰機，計劃性、主動性明顯加強。這種反攻，是有陣地的向外發展，有後方的向前推進，把拔除根據地內的敵據點和外線出擊結合起來，因而不僅徹底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同時也為下次反「圍剿」準備了條件。經過反「圍剿」的實踐，使我們在戰略指導思想上有了新的飛躍，應當說這是最重要的收穫。

　　經驗又證明：隨著紅軍力量的發展，武器裝備的改善，戰鬥規模的擴大，運動戰已成為我們克敵制勝的基本作戰形式。無論在戰略防禦或戰略反攻階段，部隊能夠連戰告捷，整團整師地殲敵，都和以運動戰為主的作戰形式，密切相關。我們的防禦，是運動中的防禦；我們的進攻，是運動中的進攻。有進有退，有攻有防，忽東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這種戰法，叫做「飄忽戰略」。所謂「飄忽」，就是來無影，去無蹤，神出鬼沒，運動殲敵。

　　這時，運動戰開始成為我們的拿手好戲，並非偶然。一是紅軍是從遊擊戰起家的。整天和敵人轉著圈子打，有遊有擊，有進有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那不是「運動戰」嗎？不過是一種低級的非正規的運動作戰的形式罷了。力量發展起來了，從遊擊戰向運動戰轉變，是很自然的。二是紅軍覺悟高，肯吃苦，服從命令聽指揮，戰鬥作風過得硬。紅軍是為人民利益而戰的，上下一心，不怕犧牲，指到哪裡打到哪裡，越是艱難越向前。吃不飽，穿不暖，照樣能連續行軍，連續作戰。這一條白軍就不行，沒法和紅軍比。三是無論內線作戰或外線進攻，都有根據地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配合、掩護。當時，我們謂之「群眾戰爭的戰略戰術」。

　　群眾站在紅軍一邊，敵人就成了聾子、瞎子。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矯若游龍的紅軍，紅軍卻能隨時「從天而降」，突然制敵於死地。根據地人民的條件，是紅軍運動作戰最可靠的保證。與運動戰為主的作戰形式相適應，戰術也必然有新的發展。這一時期，遠距離奔襲、奇襲；集中兵力，擊敵一路；圍點打援，運動殲敵；正面突擊，兩翼包抄；近戰夜戰等等，已發展為紅軍的主要戰術手段。

　　經驗還證明：紅軍的壯大和根據地的發展，離不開正確的政治領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也是特委根據中央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積極糾正立三「左」傾錯誤的結果。停止冒險主義的進攻武漢的計劃，取消根據地內軍隊和地方兩個平行領導機關，恢復和建立特委和軍委的統一領導，採取集中精銳擊敵弱點和群眾戰爭的戰略戰術打破敵「圍剿」，整編紅一軍和紅十五軍，充分發動群眾配合紅軍作戰，以及解散「集體農莊」，按照人口與勞動力的標準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農利益及破壞中小工商業的過「左」政策，統一財政管理等方針和措施，都很及時，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來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軍委主席，相當得力。這位同志，有戰略頭腦，工作實際，善於總結經驗，也能團結同志。在反「圍剿」

　　的關鍵時刻到來，掌握全域，開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據地遠離黨中央，獨立性大，主要領導人的選擇特別重要。後來拿掉曾中生換上張國燾，是失策的。

　　以後的幾次反「圍剿」，基本上是這些經驗的繼續和發展。

　　§避強擊弱機動殲敵

　　粉碎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後，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根據地裡萬眾歡騰，慰勞紅軍，擴紅，春耕，恢復政權機構，懲處反動地主，擴大群眾組織和地方武裝，……一派熱鬧和繁忙的景象。

　　這時，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已經開過，王明一夥上臺，把持中央領導權，全面推行「左」傾路線。中央從上海派康榮生同志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口頭向特委傳達了四中全會的精神。因正式文件尚未轉來，四月上旬在新集召開的鄂豫皖特區黨代表大會，雖作出了擁護黨的四中全會精神的決定（我在前方，未出席這次會議），但實際工作並未受影響，仍按特委的原定方針行事。

　　特委計劃下一步的軍事行動方針是：以一部分兵力拔掉光山陡沙河西南的大山寨、打銀尖兩個最大地主山寨，以主力紅軍去商南親區肅清那裡的反動武裝，而後南下蘄、黃，廣地區，恢復根據地，佔領武穴，威脅長江，從而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商南的親區，是反動民團頭子顧敬之牢牢控制的地方，反動宣傳很厲害，老百姓不敢接近紅軍。拔掉這個反動據點，對鞏固商南根據地，打通鄂豫邊和皖西根據地的聯繫，有迫切意義。

　　但是，這個計劃還未實行，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已部署就緒。他們準備出動十二、三萬人，根據蔣介石的限令，「五月完全肅清」鄂豫皖紅軍。

　　首先是皖西根據地告急。四月中旬，皖西敵四十六師、警衛一旅等七個團，向我根據地進犯。特委得悉後，決定主力紅軍出皖西擊敵。這時，張國燾，陳昌浩已從上海來到新集，沈澤民等同志也抵皖西。他們都是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派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領導成員。特別是張國燾，老資格的黨員，在黨內頗有名氣。大家聽說來了這麼一位「大人物」，都很高興。來後沒幾天，他就和陳昌浩、曠繼勳帶上紅軍主力到皖西獨山一帶打陳調元部去了。我帶二十八團留在鄂豫邊攻打反動民團據點大山寨、打銀尖。

　　我們打大山寨還沒打開，敵人的正式「圍剿」就開始了。北來的有吉鴻昌指揮的敵三十師，三十一師、三十三師，南來的有夏鬥寅、肖之楚兩個師，是個合擊的態勢。他們計劃第一步合擊新集、七裡坪，尋殲我主力，第二步轉向皖西「進剿」。

　　吉鴻昌部四月二十四日佔領新集，進而佔領檀樹崗、七裡坪，黃安之葛雲龍師亦北上來犯。因主力紅軍不在，我們不能大規模殲敵，就把二十八團從大山寨撤圍，與黃安、光山、羅山三縣獨立團（每團千把人）集中在一起，採取側擊，騷擾、打敵尾巴等戰術，對付敵人。北面的吉鴻昌部參加這次「圍剿」，不是堅決找我們打。他們走的是大路，對著兩邊山頭放放槍、開開炮就算了事，等於在根據地搞了一次「武裝遊行」。五月初，經宣化店退往羅山。南面的敵人遭我根據地軍民襲擾，亦不敢孤軍深入。敵第一步「圍剿」鄂豫邊紅軍的計劃，即告失敗，敵第二步的合擊部署，重點為皖西的麻埠、金家寨。

　　紅軍主力出皖西作戰殲敵一部後，在獨山鎮又打了一仗，全殲陳調元部兩千餘人，繳槍一千二百余支，給東進之敵以迎頭痛擊。余敵驚懼，向霍山地區潰逃，皖西根據地之危遂解。而後，部隊西返鄂豫邊區，與我們會合。敵五十三師從潑皮河南下，企圖佔領新集。我軍在新集以北之滸灣痛擊敵人，經一晝夜激戰，殲敵近千餘。乘勝橫掃光山南部的地主圍寨，攻克團山、胡山、霧山、丘家店等不少據點。敵因在東西兩側受創，未敢再繼續深入。我們為進一步打破敵人「圍剿」，五月底，南下圍攻黃安附近的桃花鎮，吸引黃安之敵來援，援敵一個旅在十裡鋪中伏，桃花鎮亦被我攻克，共殲敵近兩個團。至此，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又被粉碎。

　　這次反「圍剿」，僅用了個把月時間，先後共殲敵五千餘人。紅軍主要是採取東西兩側往返機動，避實擊虛，各個擊破，待機反攻的戰法。北面的吉鴻昌部不想和紅軍作戰，虛幌一槍就走，對我們有利。事後我才知道，他曾派人來和紅軍談判，以便聯合反蔣。紅軍派出的談判代表是李健明。因張國燾等人不講統戰政策，談判未獲任何成果。不久，蔣介石就迫使吉鴻昌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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