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8)

八

　　我在黃埔時集體加入了個國民黨。當時就有人勸我加入共產黨，但我不願當「跨党分子」，搞兩重身份。當然，主要還是頭腦裡信仰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缺乏深刻認識。來到武漢軍校不久，又有同事問我：現在許多人加入了CP（共產黨），你呢？我說：我還沒想好。他說：是不是不想做「跨党分子」？別太清高了，跨黨有何不好呀？其實，我不是清高，而是不明白跨黨是怎麼一回事。我以前曾幼稚地認為，一個人要麼信仰這種主義，要麼信仰那種主義，總不能「腳踏兩隻船」，同時信仰兩種主義。後來才知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國共合作的需要，並非放棄自己的信仰。

　　究竟是三民主義好還是共產主義好？這時已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心問題。形勢所迫，不想不行。以前在黃埔時讀過一些共產主義的書報，有點印象，但理解不了，也沒認真思考過。經過幾年的顛沛流離，耳聞目睹軍閥混戰、國民黨腐敗、人民遭殃等現象，使我不得不想，而越想則越覺得三民主義不如共產主義，國民黨不如共產黨。

　　常來常往的一些共產黨員，給了我很大啟示和幫助。他們大都是黃埔同學或山西老鄉，又是活躍分子，如樊炳星、楊德魁、吳展、李楚白、賀昌、程子華等，我們常在一起聚談。樊炳星是黃埔四期的學生，學經濟科的。楊德魁是黃埔第三期畢業生，武漢工人糾察大隊副大隊長。李楚白在我們隊裡當司務長。吳展，任過黃埔軍校警衛營長，在武漢軍校當隊長。

　　賀昌很早就加入共產黨，當時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書記，山西離石人。我當隊長，薪水多些。每到發薪後，大家就讓我請客，湊在一塊兒，到飯館吃點魚呀，肉呀，雞呀，蛋呀，改善改善生活。有時也到茶館喝清茶。這種聚會，幾乎每星期一次，無形中成了固定的聯絡形式。聚會時，各人都談理想，談志向，談對人生和時局的看法，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興之所至，各抒己見，有時甚至爭得耳紅面赤，象吵架似的。我不太愛講話，聽得多，說得少。但是，交談和辯論，卻使我獲益匪淺。我原來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一些模糊認識，逐步得到了澄清。

　　為了系統地瞭解共產主義，確定自己一生的奮鬥道路，我還搜集和閱讀了一些共產主義的書籍。

　　白天工作特別忙，就用晚上的時間看書。象列寧的《二月革命》、《遠方來信》、《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李季的《通俗資本論》以及《社會進化論》和其他介紹蘇聯十月革命的小冊子，我都如饑似渴地讀來讀去。我買了一箱子書，但因工作緊張，沒有讀完。

　　經過兩三個月的思索、比較、學習和同志的幫助，我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決心走共產主義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美好、最壯麗的事業。

　　一九二七年三月，經樊炳星和楊德魁介紹，上級批准。

　　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樊炳星給我看了黨章。記得黨章上寫了共產黨的奮鬥目標、組織原則等，印象最深的是共產黨員要為共產主義流盡最後一滴血。入黨後，我才知道惲代英、陳毅同志是軍校党的負責人。有天，我接到組織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糧道街中央機關開會。會議由孫永康主持，施存統講了話，周恩來同志在會上作了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還提到了打夏鬥寅的問題。這是我入黨後第一次聆聽重要政治報告。我為自己能夠成為共產主義隊伍中的一名戰士，而感到自豪和光榮。

　　§白色恐怖下

　　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蔣介石正磨刀霍霍，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把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淹沒在血泊之中。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終於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在上海大肆屠殺、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四處「清黨」，扼殺革命力量。此後，內戰代替了國共合作，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武漢的形勢也日趨緊張。以汪精衛為首腦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正在積極「限共」，為下一步「反共」製造輿論。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助長了右派勢力，使我黨在敵人的進攻面前束手無策，步步退讓，解除了武裝。五月，原武漢國民政府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公開叛變，聯合四川軍閥楊森，進攻武漢。

　　為粉碎夏鬥寅、楊森的進攻，由武漢軍校、南湖學兵團及武昌農講所的師生組成的「中央獨立師」，配合主力部隊出城擊敵，歸葉挺統一指揮。我們邊行軍，邊教練作戰動作。五月十六日，中央獨立師趕到武漢以西的桃花鎮，將川軍范紹曾一部包圍、擊潰。接著，實行追擊，經金口、紫陽、丁泗橋、通海口等地，和楊森的第九師又打了一仗，把人稱「川老鼠」的楊森部擊潰。我們隊裡有個學生在川軍當過兵，他協助我指揮。我們沖進街裡，「川老鼠」都跑了，一個俘虜也沒抓到。葉挺的二十四師在紙坊一帶也將夏鬥寅部打垮。汪精衛等主張與夏鬥寅議和，我們遂奉令返回武漢。

　　六、七月間，汪精衛與蔣介石的勾結愈來愈露骨，愈緊密。為保存革命力量，應付突然事變，黨組織決定派一部分黨員去張發奎的二方面軍工作。在此之前，組織上已將我調出武漢軍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個月，黨組織才通知我和一個姓楊的（我倆不認識，誰也不知誰的身份）去張發奎的指揮部工作，我任上尉參謀。臨行前，黨的地下「交通」給了我張紙條，上面寫著「找毛澤東」。毛澤東的名字我知道，但不知道到哪裡去找他。

　　七月十五日，汪精衛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著武漢三鎮。一些黨內的不堅定分子，有的逃跑，有的叛變，有的消沉；大批優秀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屠殺。張發奎當時還打著「革命」的旗號，自稱與共產黨「合作到底」，所以我們的處境還比較安全。月底，部隊開往九江。接著是八一南昌起義爆發，張發奎變了卦。那天夜裡，他突然集合軍官講話，宣佈說：「CP分子三天以內保護，三天以外，不負責任！」我覺得在這個部隊不能再呆下去，連夜出走，轉回武漢，想和黨組織取得聯繫。但是，到了原來接頭的地方，黨的機關已遭破壞，空無一人。我住在一家小客棧裡，又轉了兩天，仍無著落，便決心去上海，找黨中央聯繫。我那時入黨不久，也不知道黨中央在上海的具體住址。因為沒有辦法，又一心要和黨組織取得聯繫，便乘船到了上海。

　　上海同武漢一樣，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我在黃埔江邊找了一家旅館——泰安客棧，住下後就設法找黨組織。心想，萬一找不到的話，隻身去北方的軍閥部隊裡做兵運工作。有天，我在街上轉來轉去，忽然碰上了武漢軍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問我到上海幹什麼？我講了離開武漢軍校後的經過及來上海的目的。他叫我在旅館裡等著，別到處跑，由他和組織上取聯繫。過了兩天，「交通」便來找我，接上了關係。

　　我，終於找到了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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