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16)_葉淺予

一一六

　　武漢時期，國民黨履行和共產黨聯合抗日的諾言，在大本營成立了政治部，部長是蔣介石的親信陳誠，周恩來代表共產黨擔任副部長，負責指導郭沫若第三廳的文化宣傳工作。我是三廳成員，被派在香港工作。武漢撤退後，大本營移駐重慶，蔣介石翻了臉，把共產黨撇在一邊，周思來、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國民黨的天下。我一到重慶，新任廳長就把我召去，問這問那，還問我是不是國民黨員。我說不是，他說這可不行，《今日中國》將另派別人接辦，你應回去辦移交。我順水推舟，立刻送上辭職書，不久就被批准了。在這個過程中，我陪愛蓮去見了恩來。周在化龍橋八路軍辦事處接見我們，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大後方更需要我們，希望我們留在重慶開展工作。我覺得此說有理，因為我這條魚適合在大後方的水域裡游泳，愛蓮的工作又離不開我的幫助，於是決定暫時不去延安，就在重慶打開局面。

　　正在此時，日寇向重慶發動連續一周的疲勞大轟炸，二十四小時內夜以繼日向重慶傾瀉炸彈。這樣繼續了一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攪亂。起初我們寄住在張家花園一個朋友家裡，第一批炸彈就毀了那座房，只得另找別處。第二批炸彈又毀了我們寄住的小旅館，我們一星期搬了三次家。重慶人也真經得起考驗，炸毀了舊房，第三天就能蓋起新房住進人。整整一星期的疲勞轟炸，日寇以為中國人會挺不住，可以乘機逼迫蔣介石投降，豈知中國人就有這股子寧死不屈的硬勁，倒是日本人挺不住了，疲勞轟炸宣告破產。

　　愛蓮經過這一番火的洗禮，漸漸能適應戰時重慶的生活了。她說，這次轟炸，比之希特勒夜襲倫敦厲害得多。重慶房屋一片片倒坍，倫敦房屋可結實得多；希特勒逼邱吉爾投降，英國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蔣介石投降，重慶人雖然付出了重大代價，可是也挺住了。她覺得這次下決心回祖國來，和重慶人一道接受戰爭的考驗，心裡特別痛快。

　　轟炸過後不久，在抗建堂舉行了一次戴愛蓮舞蹈表演會，演出的節目和香港那次基本相同，使重慶人第一次認識了這位把芭蕾和現代舞蹈揉合在一起的華裔藝術家。演出後，戴愛蓮結識了音樂家馬思聰，把馬的兩個小提琴曲《思鄉曲》和《新疆舞曲》編成兩個獨舞節民在重慶交響樂團的演奏會上搬上舞臺。

　　這年秋末，我們回到香港，我把這次大後方之行所見所聞的材料畫成《重慶行》漫畫八十幅，在香港展出。原擬不久與愛蓮一同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表演舞蹈，我舉行畫展，然後回香港定居。不料這年年尾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攻香港，我們被困在九龍山尾村一個農民家中，為時將近一月。後來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機，和幾個朋友混在難民隊伍裡，通過澳門、石歧、新會日寇佔領區，在江門買了良民證，走到自由區，在肇慶搭上西江拖渡，回到桂林。在桂林期間，我畫成《逃出香港》二十三幅，紀錄這次被困受難的經歷。愛蓮則拜桂劇名演員小飛燕為師，學得《啞子背瘋》一折，成為以後的保留節目。當時適逢田漢在此組織活劇會演，集中了南方幾個演劇隊表演節目，廣西藝術館乘機請愛蓮辦了一次短期舞蹈班，指導話劇演員作形體訓練。第一課教演員們練習肌肉放鬆，愛蓮只知英語「nelex 」這個詞，不知中國話該怎麼講，幸虧丁聰在場，當了臨時翻譯員。

　　香港淪陷後，文藝界朋友先後集中到桂林，保衛中國同盟的愛潑斯坦和巧茉萊夫婦也從日本集中營逃出，偷渡到了桂林，和我們同住一處民房，後來他們和美聯社取得聯繫，先期去了重慶。經朋友們的督促和支持，愛蓮和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組織了一次音樂舞蹈表演會。我和香港那兩次一樣，在後臺管服裝。說實在的，除了我，誰也摸不清什麼節目該穿什麼服裝，該用什麼道具；也只有我，能適應愛蓮在換服裝時的緊張節奏。一些熟朋友笑話我，說我是戴愛蓮的「跟包」。跟包者，京劇「角兒」的專任管事打雜者是也。可我這個跟包，除了在後臺為戴愛蓮管事打雜外，還得做飯，當翻譯，必要時甚至兼任演出經理和舞臺監督。1949年重慶那次「邊疆樂舞大會」，戴愛蓮是主演者，我則既是節目組織者又是海報設計者和公共關係聯絡者。

　　1945年，愛蓮為育才學校創辦舞蹈組，成立了一個民間舞蹈採訪組，決定到川西北和西康去採訪藏族樂舞資料。我們兩人先期到成都，尋求去西康的關係，同時我托人賣畫，籌集旅費。最後，我們通過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貿易公司的雙重關係到了康定。在康定住了一個月，愛蓮採集到大量藏族樂舞資料，編成了《春遊》和《巴安弦子》兩個節目，我寫成了《打箭爐日記》四萬字，兩人雙雙獲得豐收。

　　1946年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訪問，戴愛蓮反過來成為我的跟包，當我的對外聯絡員、翻譯和畫展招待員。但她開表演會，我仍然是她的眼色，而且是樂隊成員，《啞子背瘋》的鑼鼓點子，就由我來打鑼控制節奏。

　　1943年我們住在四川北溫泉時，愛蓮是電化教育訓練班的舞蹈教師，我作為家屬住在學院的松林宿舍裡，因生活艱苦，用不起做飯的阿姨，我們有時在小飯館包飯，有時則由我掌灶管兩人的飯。這次在紐約期間，因跑唐人街飯館花錢太多，住處又有廚房，就仍由我來掌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副食品獎齊。那時老舍也在紐約，我們經常請他來共享我做的美味佳餚，一同解饞。

　　愛蓮十五歲離開千里達老家，隨母親在倫敦學舞，1939年母親去世，她獨自跑到香港，和我結了婚，1947年我四十歲，她三十一歲，她思家心切，決定從美國回老家去探望父親和二姐，也讓他們見見她從祖國帶來的這個老大不小的女婿。這女婿和她一樣有一手吃飯本領，必要時還能做一頓祖國的美味孝敬老岳父和二姨哪！可惜，千里達的華僑全是兩三代的華裔，祖籍廣東，自己老家是哪縣哪鄉都弄不清。戴家連自己的姓都沒了。平常說的英語，滿帶鄉土口音。他們引以為自豪的是出了一個陳友仁，當過北伐時代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戴愛蓮是回過祖國的唯一舞蹈藝術家，千里達人民特別歡迎她，不久前她在紐約表演兩場節目，千里達報紙一片讚揚，盼望她回來為故鄉表演一場精彩節目。為了表演《春遊》和《巴安弦子》，我們特地從紐約請來一位男伴舞的名叫喬治。演出那天，我照例只能躲在後臺管服裝，但為了顯示戴家女婿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們把我在紐約展覽過的畫全部帶來，在愛蓮的表演會前幾天展出。岳父雖窮，還搜索錢櫃，買下了我的一幅畫。

　　回紐約時，海關檢查行李，發現愛蓮衣箱裡裝的都是花花綠綠奇形怪狀的服裝，以為我們是服裝販賣商，要上稅，經再三說明她是舞蹈演員，是表演節目用的舞臺服裝，才免稅通過了關卡。

　　1949年春北平解放，7 月舉行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解放區和國統區兩支隊伍會師，成立了文學藝術聯合會和各協會，我當了美協副主席，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1950年文化部聘請愛蓮任北京舞蹈學校校長。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來，冷不防戴愛蓮向我提出離婚，這真像晴天霹靂，使我大吃一驚。我問為什麼？她說，她已愛上別人了。我問是誰，她說是個在我家住過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這個高級跟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捏指一算，從1940年到1950年，我們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翻閱畫筐，發現1944年在四川北溫泉松林宿舍畫的一幅題為《松林人物志》的畫，其中有一對走江湖的夫婦，女的跳舞，男的擊鼓，那就是我們兩人生活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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