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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6-4.婦唱天隨第四課

  1938年,我懷著悽楚的心情獨自去香港,監印《日寇暴行實錄》,任務完成之後,回到武漢,武漢已在日寇的包圍之中。我隨機關撤退到長沙,又在長沙大火之夜走出長抄,撤到桂林。隨後,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籌辦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這時廣州已淪于敵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兩個話劇女演員和我作伴,我與其中一個發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時頗有點神魂顛倒,時相往來,得以解除我的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處總潛伏著那位才女畫家的情影,無法抵抗。最後不得不割斷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感情聯繫。

  在駐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國》順利出版。我作為主編,和香港有關各方聯繫廣泛。廣州淪陷,香港成為孤島,英國殖民當局由於和中國政府有特殊關係,對於中國的對外經濟文化活動,採取同情和保護的態度,日寇對我們在香港的抗日活動也無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派秘書廖夢醒大姐來找我,說孫夫人要為延安的國際醫院籌措一筆購置醫療器材的基金,特邀請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家戴愛蓮舉辦一次表演會,要我在宣傳方面給予支援,並替我約定和戴氏見面。見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廳,這舞廳晚上營業,白天閉著,戴氏每天上午在此練舞編舞。我與她結識後即在一旁觀看,有時畫點速寫,準備為她設計一張舞蹈晚會的海報。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嫺熟,可是說一口英語,我的英語只有中學程度,如何對付得了!彼此之間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勢,還有時用圖畫。一星期之後,我們成了熟朋友。通過我,她結識了好幾個文藝界人士,我還帶她到香港灣仔、官箕灣等漁港去玩,接觸城市以外的天地。經過幾次活動,我的英文口語漸漸可以和她對起話來,我們之間去了一層障礙。她說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唯一來自杭城大後方的中國人,所以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我告訴她,我在和她認識以前,從未和土生華僑有過交往,更沒有和一個華僑藝術家接觸過。大概經過半個月光景,我們之間由社會人的關係昇華到生物人的關係,速度相當快,主動權在女方,男方沒法抗拒。

  通過接觸我瞭解了戴愛蓮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島千里達島(現稱特立尼達)一個三代華僑的家庭中。祖籍廣東鶴山(現新會縣),祖父小名阿大,年齡很小就被作為華工招募,因廣東話中「大」與「戴」同音,人們叫他「阿戴」,並認定他姓戴,究竟本來姓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了。父親名艾石克,母親姓劉,也是僑生。愛蓮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親愛好音樂,她自幼受到薰陶,常常在母親的琴聲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進島上唯一的一所舞蹈學校習舞。十五歲那年,她隨母親去倫敦定居,就在那兒繼續學習舞蹈。不想好景不長,因父親破產,家境貧困,她不得不勤工儉學,自己設法謀生。

  由於學習勤奮,她很快具備了擔任舞劇角色的條件,但她的黃皮膚、黑頭發和過於矮小的身材,使許多芭蕾舞團興趣驟減,她只能到處打零工,有時甚至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幸好她的老師——倫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對她很賞識,願意免費教她,她才堅持學習下去。在倫敦學舞九年,打下扎實的基礎,隨後又進入萊斯裡·伯·萬森辦的現代舞工作室學習。在藝術實踐中她把芭蕾舞和現代舞彼此取長補短,創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藝大進。1936年至1938年,她有機會隨幾個著名的現代舞蹈團工作、學習,並經過嚴格考試,成了歐洲現代舞權威拉班的學生尤斯所辦舞校的學生。靠著努力得來的獎學金刻苦學習,她終於成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現代舞的年輕舞蹈家。抗日戰爭爆發後,她返回祖國,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慶齡。在倫敦她就為「保衛中國同盟」作過募捐,如今,她懷著一顆火熱的心,親自參加抗戰,決心和祖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我是她回到祖國後最親密的朋友,我倆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們快速的談情說愛過程中,九龍半島酒店那場舞蹈表演會是一個重要契機。我為這次演出盡了最大努力,既是舞臺監督,又是服裝管理,還請了一位話劇團的朋友管燈光。廖夢醒是前臺經理。我們三個義務勞動者,幫助戴愛蓮為祖國的抗日神聖事業獻了藝,籌了款,為保衛中國同盟完成了一個政治任務。

  演出之後,戴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獻身。我說,我為《今日中國》繼續出版問題也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要先確定我們之間的關係,先結婚,後上路。愛蓮高興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連連親我,我的反應,當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個梁白波,從天上又掉下來一個戴愛蓮,丟去了的藝術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為組織這個家庭,愛建十分主動積極。我們在一個印度人家裡租到一間房,作為短期的窩。宋慶齡親自當我們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處為我們舉行了一個宴會,宣佈我們結成夫婦。參加宴會的有「同盟」成員愛潑斯坦、廖夢醒、柳無垢、巧茉菜和今日中國的丁聰、劉邦深。宴畢,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門之間的漁島「長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舉行了一次茶會,招待雙方的親友。戴家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葉家到了駐港的文藝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馬國亮、張光宇、張正甯、郁風、黃苗子、盛舜、丁聰、劉邦探和馮亦代等。

  一周後,1940年春天,我們踏上回大陸的征途。先措船到廣州灣的赤坎鎮,然後趕早步行,我為愛蓮雇了乘涼轎,一路連宿遂溪、廉江、陸川三站,然後換乘單車(自行車)尾奔玉林、資縣。在貴縣換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鐵路的火車到達桂林。這一路,自貴縣以下的公路因戰略關係早已被破壞,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單車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駛,待到柳州,才有條件享受現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車。這一切在我看來司空見慣,愛蓮卻覺得特別新鮮。在桂林,我們受到廣西藝術館歐陽予情的接待,看了廣西地方戲桂戲的演出。愛蓮初次接觸到中國戲曲中的舞蹈身段,愛不忍釋,當即下定了學習祖國舞蹈的決心。

  三天后離桂林赴重慶,先乘火車到廣西的荷池,湘桂鐵路到此為止;再換乘去貴陽的長途汽車,到貴陽又換乘去重慶的汽車。這一路,顛顛簸簸走了五天,若從廣州灣赤坎算起,已經走了十五天了。旅途極其勞累,幸好那時我們都還年輕,我三十三歲,她二十四歲,要是現在,我們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時,當朋友們從重慶北岸到南岸來接我們時,我倆依然精神抖擻。

  到了重慶,老朋友包圍住我們,要看看葉淺予憑什麼魅力,騙來一個華僑舞蹈家。愛蓮不懂中國話,見了他們目瞪口呆,只顧問我朋友們議論些什麼。我把實話告訴她,說朋友懷疑我使了騙術把你騙來重慶的。她急了,用英語回答說:「不!不!是我甘心情願嫁給他的,他是個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後,愛蓮悄悄對我說,在香港時,我只認為你是個有才華的畫家,到了重慶,看見你有那麼多藝術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我問,你看的東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夠多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國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問,若去延安,是否還要走這麼遠?我說,豈但遠,路還不好走,說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慶哩。她似信非信,催著我趕快去找周恩來,她說她有一封來慶齡給周恩來的信,介紹她想去延安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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