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14)_葉淺予

一一四

　　在南京，我好像從籠子裡逃出來的小鳥，找到了本屬自己的天堂。對方怎麼樣？問過她有什麼反應嗎？沒問。為什麼不去瞭解對方的反應？我覺得即使有藏在心底的話，說出來也不如不說的好。不過我也能理解白波的心情。她比我大膽，因為她是自由的，可以擺脫世俗的議論，放開膽量，佔有她所愛而本屬別人的男人。可以說她是無所畏懼的。

　　我們在南京的生活相當恬靜而富於生氣。我擺脫了上海的業務，以全部精力為南京《朝報》創作《小陳留京外史》，著重反映南京官場的醜態，曾經幾次招了官僚們的瘡疤，報社老闆項不住了，不得已停畫《小陳》，代之以《王先生到農村去》，以民不聊生的內容，間接反映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面貌。前後一年多，我大大開闊視野，不能不認為這和新生活所培養的精神世界大有關係。

　　白波是個很有才能的畫家，在和我共同生活期間，受到我的啟發，曾為上海《立報》畫過一套《蜜蜂小姐》連環漫畫，著重心理描寫。主角是一個腰細得和蜜蜂一般的姑娘，以細腰顯示其挺胸突臀的外形。這樣的造型，打破了從外形出發的外觀法，而用從人體本質特徵出發的內現法，腰細到只剩胸臀之間的一個交點，誇張到近乎變形。故事情節也誇張到了荒唐的程度，例如，蜜蜂忌妒她的女朋友，恨不得一刀把她斬成兩段，圖畫裡真的把那女朋友斬成兩段，把心理狀態畫成現實形象，看來不近情理，其實真合情理。「夢」是現實形象的思維反映，和現實生活相比，它就既是合理的，又是荒唐的。白波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基本上屬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這和她對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時所喜歡讀的書，如王爾德的《林格萊畫像》、郁達夫的浪漫派小說，殷夫的詩等，都同屬一個類型。

　　白波在參加漫畫群體之前是「決瀾社」的成員，畫的是油畫。決瀾社由倪貽德、龐意琴為首的一群青年油畫家組成，首次畫展在上海的中國科院大廈舉行。他們的創作道路以表現現代生活為目的，龐意琴《機器》一畫可以代表決瀾社的創作方向。白波在這次畫展中，參加了一幅躺著的無頭無腳的人體，我當時認為這是概括人體美的一件傑作，好像吃魚，斬頭去尾，取其最最鮮美最富營養的部分，嚼而食之。有人說，沒了頭腳，人體還成什麼美？我說，如果你是一個最重實際的欣賞家，女人體最富於性感的部分是否就在上自胸部下至大腿之間？出人意料的是，一個女畫家把女人的性美表現得如此露骨，比之男畫家要高明得多，大膽得多。就這一幅畫的構思，反映了梁白波過人的才智和超群的膽識。回頭看看她那幅《母親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的諷刺畫，對上海少奶奶的批評有多辛辣。

　　從事漫畫創作以後的梁自波，思維邏輯和那幅女人體畫一樣，表現了對事物透徹的洞察力。那位挺胸突臀的蜜蜂小姐有多潑辣，可惜由於它不合一般讀者口味，被報社腰斬了。

　　據我後來瞭解，白波曾給殷夫的詩畫過插圖。從我自己的藝術實踐體會到，給詩畫插圖，除了必須具有詩人的氣質，還必須具有特殊的頭腦，將意識形態翻譯為抽象圖像。白波的繪畫才能，正好長於這方面的思維與技巧。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就常感到是和詩人相敘在一起，她在這方面的吸引力，推動我在創作《王先生》漫畫時，獲得了新的想像力。比如《王先生到農村去》那套畫，我的思維活動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觀察中，而能夠延伸到地方政府壓迫和剝削農民的現實；有時靈機一動，揣摩農民為保護自己所發揮的幻想，進而擴大到社會多方面人物和農民的依存關係。這對社會的深層發掘，使我的想像力長起了翅膀，說得形象一點，也許是白波的靈魂裡的某些素質移植到我的靈魂之中，催化和異化了我漫畫創作的思維能力。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爆發，8月，日寇大舉進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聯合上海漫畫家張樂平、胡考、特偉、陸志庫、宣文傑等組織了漫畫宣傳隊，奔走於抗日宣傳戰線。白波是這條戰線上一員勇敢的女將，和畫隊戰友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除了畫大幅布畫外，在武漢時，每期還為《抗戰漫畫》月刊供稿，構思與造型獨具風格。通過戰時生活的鍛煉，我們的共同生活本應該過得更有生氣和活力，沒有想到戰爭對每個人也是一個考驗。儘管我已擺脫了舊家庭的牽累，白波卻在考慮個人的前景。以往她無所畏懼，在這戰爭的環境裡，卻似乎恢復了理智。她在想，難道一輩子做葉淺予的情人嗎？我發現她的精神狀態有異常，我也在反復考慮這個問題。在這個大動亂時期，每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發生變化，我自己由於全身心貫注在漫宣隊的工作裡，很少和白波交流這方面的想法。事實上在武漢後期，她對漫宣隊的工作已開始消極，我卻沒有覺察。

　　1938年的武漢，是抗日戰爭的神經中樞，各色各樣的人集中在這裡，白天為抗日工作，各幹各的，到了晚間，就可能交錯位置，交流情懷，發揮人的本能。思想有負擔的人，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免要尋找發洩的機會。白波就在此時刻，和當時最受崇拜的空軍英雄有了交往。她雖不是美人，卻有婦女的媚力，何況她是個才氣橫溢的畫家呢。在一段時間內，她漸漸和我疏遠，漫宣隊的人已有所覺察。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廳派我到香港去監印《日寇暴行實錄》一書，我頗想讓白波同去香港過幾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轉地拒絕了我的建議。我這才明白，客觀形勢已經變了，主觀願望再好也無濟於事。不過，在受到打擊的同時，我也感到一點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對梁白波負欠什麼了。

　　回憶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們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個才女的一切賜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藝術上對我的啟發。儘管這幾年也有許多磨難，但所收穫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個尋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捨的精神，也有大膽佔有一切的勇氣。在那個年代，雖然有社會風氣的薰陶，她內心的叛逆因素卻起了主導作用。像我這樣一個屈從於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於掙脫束縛手腳的繩索，關鍵在於白波的大膽與勇敢，支持我豎起反叛的旗幟，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藝術前景。

　　白波告訴我，30年代初，她曾參加過地下党領導的南京路上的飛行集會，還談起過她曾經和一個男朋友睡在一起，卻不讓他貼近自己的身體。這充分表明她是一個叛逆的女性，在我的世俗眼光中，簡直像一個星外來客。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藝術思維。人生觀念，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誘人的，我無法抗拒。

　　1938年我和白波在武昌曇花林話別，她終於脫離漫畫群體，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於是，漫畫戰線失去了一顆發光的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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