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11)_葉淺予

一一一

　　第二年春天羅彩雲懷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去休養，我則算好她分娩的日子，按時趕回老家。也真巧，我回去第二天她就生了個兒子，小名申布，族名善來。四年後生了個女兒，小名明明。這一兒一女都是請奶媽喂大的。生明明時，申布已四歲，丟給我母親撫養。羅彩雲無事一身輕，早已學會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風，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飯有娘姨，餵奶有奶媽，一切家務不用操心，還學會克扣家庭開支，積攢私房錢。我那時正畫《王先生》稿費收入每月超過一百元，同時兼編《時代畫報》，加上零星稿費，總共將近二百元，在漫畫群體中，算是拔尖的，但工作也很辛苦。《王先生》局面已經打開，每週《晨報》一篇，每月《時代》一篇，每半月《北傳》一篇，創作負擔相當重，白天到時代圖書公司上班，晚上絞盡腦汁畫《王先生》，有時熬到深夜。這位羅氏夫人起初還親自下廚，做幾樣好菜陪我吃頓飯，後來卻逍遙自在，成天泡在朋友家的牌桌上，回來得很晚。因為她是文盲，和書無緣，精神世界非常狹小，為人之道懂得很少，我們兩人之間無共同語言，總是話不投機。她的唯一美德，就是把家務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說一句話。我也樂得獨自一人安安靜靜搞創作。久而久之，我們之間，除了所謂生物人的關係，毫無社會人的交流。我們之間，無所謂「貌合」，也無所謂「神離」；她的世界觀是，男人掙錢養活女人，她對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錢用完了，拿錢來！」我經常對她說的一句話是：「辛苦錢來得不容易，省著點兒吧！」

　　生第一個孩子，羅彩雲說自己沒有奶，非雇奶媽不可。我不信，由我母親驗證，才雇了奶媽，那是在浙江老家；生第二個孩子，在上海，未生之前早已找好奶媽，孩子落地，奶媽進門。我很奇怪，羅家族內嫁到縣裡來的姑娘，幾乎個個生而不育，都雇奶媽，難道這是她們羅家的遺傳？生第二個孩子時，我故意問她，為什麼沒有奶？她虎起臉說，我當姑娘就束胸，我們結婚那晚，你把我那件小馬甲撕破了，難道忘了！她這麼回答，我還問什麼？

　　每當交了畫稿之後，或下班回家之時，總覺得精神空空蕩蕩的。這時，羅彩雲即使在家，我也覺得毫無生氣，寧願獨自一人到公園走走。看到遊園的大人孩子們或成雙成對的情人們，更感到自己孤獨。有時碰到什麼應酬場合，就喝點酒，聽點唱，把時間混過去；有時乾脆約朋友坐跳舞廳，抱著舞女跳幾場，解解悶氣。總而言之，家裡放著個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機器，實在空虛寂寞。

　　我變了嗎？變了。

　　羅彩雲變了嗎？也變了。

　　為什麼？怎麼變？

　　先說我們的客觀環境。上海是中國沿海最大的城市，是個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交錯的社會，居住條件、飲食條件、娛樂條件、生產條件、消費條件，千變萬化。在這個交錯複雜的大社會中，分出許許多多小社會，基本上分為兩大系統，一邊是生產系統，一邊是消費系統，生產系統又分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物質生產占主導地位，各種工廠屬之；工廠生產的成品，通過流通渠道，轉到消費者手中，成為消費品。精神生產可複雜了，報社、書店、戲園、劇團、樂隊、學校、遊樂場、旅館、飯店，甚至妓院、舞廳、雜技班等等屬之，只要走出門，走上馬路，兩旁商店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貨大樓，小而如煙紙店、食擔、攤販，琳琅滿目，應有盡有。這是個消費的大世界，一個鄉下人到了這裡，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窮光蛋，都會目迷五色，身墮霧中，六神無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過來。

　　我自1925年從浙江一個小縣來到上海謀生，決心要在漫畫出版界混出個名堂，認清了自我奮鬥、自我提高、自強不息的為人之道，養成了不計成敗，全力以赴的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幹活。我們的漫畫群體，把我當成一個能吃苦耐勞敢於承擔責任的好手。1928年4 月這個群體聯合出版《上海漫畫》週報，我既當編輯又當校對，還外出跑腿，深得幾位老前輩的信賴。有一時期，畫報被租界當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畫報出庭受審。幸虧請了一位好律師，又逢中國政府收回治外法權之際，在租界裡設立了中國法院，我被宣判無罪。這一事件是對我的社會責任感的一場考驗，增強了我辦出版事業的信心。這種信心，推動我在漫畫創作方面對自我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藝術修養不足，而提高藝術修養又得靠文化基礎的提高。我認真讀書，不管有用無用，見書就讀，把有用的時間全部投入自強不息之中，感覺這樣才心裡充實得多，對創作的信心也隨之增強。要說變，這是我變化的一方面。

　　變的另一方面，屬我對家庭、社會、世界的認識。解剖自己從初戀到順從母命和羅彩雲結婚的過程，發現我在小學讀書時，樣樣求上進；進中學以後，學習勁頭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膽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級投考大學，投考落榜，父親破產，絕了求學之路，無情地把女朋友志得一干而淨，以至於只求一條吃飯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腳，卻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賢孫，這反反復複的變態心理，到底是什麼思想根源？

　　應該說，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十年間，周圍環境對我影響很大。「五四」運動後，崇拜西方文化，嚮往個性解放，交女朋友，學時髦，放任自己。父親破產，受到挫折，要求在社會上找個立身之地，用以擺脫困境，表面看來，實事求是，實際是進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穩腳根，命運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轉了一個大彎，認為父母為我找對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煩。碰得巧，可以搶到一個美滿家庭；碰得不巧，把責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遙自在，還是對我有利。回首當年，我真那麼壞嗎？壞到真那麼自私自利嗎？追根尋源，不能不歸根到新舊雙重社會對我的擠軋，逼得我走上一條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現下的語言來評判自己，可以帶上一頂「機會主義」的帽子。

　　羅彩雲之為人，最不可饒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這一點，就不能和我般配。那麼，我事前怎麼不做點調查呢？我曾想過，我的兩個妹妹，一個初小畢業，一個高小畢業，小妹還當了幾年家庭教師，至少都能讀點通俗淺近的書。羅家是書香門第，羅彩雲的祖父當過兩任縣太爺，父親在浙江省省政府當秘書，哥哥是當地的小學教師，不用調查，這樣的家庭出身，她怎麼也不會是個文盲，可她偏偏是個剛進小學便告退學的半文盲，這是大出我意料的。為什麼說半文盲？因為她還識得幾個字，記得1935年我和梁自波談戀愛時，她曾費了大勁，寫過一封似通非通的信給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話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長」。此外，麻將牌裡的「東南西北春夏秋冬中發」十個字，她不用看，手一模就換得出來，在娘家早就練成一副摸牌的本領。到了上海，左鄰右舍，朋友眷屬，沒一個不摸牌的，因而她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小社會，樂在其中。這是環境給她造成的生活方式，無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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