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03)_葉淺予

一〇三

　　§5-11.第三座監獄——秦城

　　「秦城」是座現代化文明監獄，據說是全國解放以後新建的，原先在此關押的是國民黨戰犯，「文革」初期把戰犯釋放出去，騰出監房收容重要的反革命政治犯。它地處小湯山溫泉療養院以北的燕山南麓，遠離北京市區。那晚從半步橋起程，走了一個來小時，從明亮的城市走入黑暗的郊區。我心裡反應很特別，以為要將我送到秘密集中營，嚴密封閉起來，或者送到××勞改農場，修補地球。車行不到兩小時，停在一座大樓之前，樓後面是幢幢山影。大鐵門嘩啦一聲打開，押解人員帶我上樓，在燈光裡看到走的是水泥樓梯，上到二樓，右轉彎，一條長巷，排列著整齊的牢門，牢門上下有兩個小方窗，上面的小方窗有個小圓孔，經驗證明這是監視哨用以窺視犯人動靜的。進得房來，對面一口大窗，高出人頭；近門一隻抽水磁馬桶，靠馬桶是個白瓷洗臉盆，當然也可以洗腳；靠近窗下，一隻一米寬的小木床，離地約一尺，磨光的水泥地面，狹而長，房間面積約八平方米，乾淨明亮，和前兩處監獄那狹窄。昏暗的情狀頗不相同。對著床位，是暖氣片，用鐵絲網圍著；床是新制自木板床，可以移動，估計今晚不至於受臭蟲圍攻。特別的是高窗外還有一道監視哨，窗戶啟閉，由持槍哨兵掌握。

　　睡下不久，有人打開牢門上方的方窗，交待這兒的規矩：睡時頭對牢門，伸在被外，不准蒙頭。這規矩前兩處監獄設交待過，為什麼這兒特殊？想問一下這是為什麼，人已關窗走了。這個疑問，一直沒解開。

　　放風的時間照舊，在早餐之後。不過，半步橋是個大院子大圍牆，可容二三十人在裡面跑步，圍牆相當高，院頂張著鐵絲網，防止犯人爬牆。可見那兒是集體放風，政治犯獨自一人佔用偌大院子，未免太浪費。這兒一律一連串小院子，面積比牢房大一倍，夠一個人跑步打拳。一連串小院子由一條長長的天橋連著，荷槍的監視哨在橋上來回巡邏，小院子裡一切活動盡收眼底，誰也沒法要花招。這種放風的設施，相當科學，每一犯人占一小空間，同時可容十來人放風，既節省空間，又節省時間。放風時按號子分前後一個一個押過獨院，收風時仍按號子一個一個押回，上樓下樓，進院出院時間要算得很准，誰也見不到誰，達到嚴密隔離的目的。可也有失誤的時候，有一次收風時，正循樓梯上二樓，一轉身，前面有個矮個子同犯背影，由一獄卒押著，走得很慢，可能腿腳有病，押我的獄卒立刻把我攔住扭轉身，等那人進了隔壁牢門，才讓我繼續前進。上文提到我在半步橋監獄下樓時見到一個穿紅色毛衣的女犯，弄得獄卒很緊張，這類撞車事件，七年中遇到不過三次，可見是偶然的失誤。對我來說，倒是希望多遇到幾次，在寂寞枯燥的生活中起點波浪，多點刺激。

　　進秦城時，發《毛選》一套，每月《紅旗》一份，每天《人民日報》一份，此外還有個「秦城圖書館」，可以借書看，書目全是馬列經典著作，附魯迅小品文集幾種。這兒是個名副其實的改造集中營，是個讀書的好地方。五年中，我把書目中所有的書基本讀完，經典著作如《資本論》、《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自然辯證法》，以前在獄外讀過，在此重讀一遍，對《自然辯證法》特別感興趣，《資本論》初讀不易懂，再讀才讀進去。

　　在這八平方米的單身牢房裡，只讀書讀報太單調，我創造了一套練腰的體操，並來回走動，免得背彎腿僵，造成體型歪曲。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住健康的身軀，將來才可能東山再起，否則的話，到了翻身的那天，駝著背，彎著腰，拄著拐棍回家去，多沒勁！

　　為了練習說話發聲，讀報讀書放意讀出聲來。在半步橋時，沒書讀，便學說書人，每天早晚，編兩段故事，練習說評書。開說之前，靠壁盤腿坐在床上，並作手勢，拍驚堂木，自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特請葉淺予先生自編自說《松樹灣》長篇故事……」。故事內容是某個農村的土改運動，背景是我的老家「富春江」。開說時，堅持交待故事梗概，免得遺忘。這個故事前後編說了三年，每天規定時間說，風雨無阻，越說越來勁，發聲未免大了些，驚動了巡邏的哨兵。他打開方窗問我念什麼咒，我說我在編故事，他便去報告管理員，管理員傳我談話，我如實彙報了說評書的意圖，他說這是犯獄規的，又說編什麼故事，狗嘴裡吐得出象牙來嗎！滾蛋！以後不准你發神經病！經此訓斥，並沒把《松樹灣》嚇退，我照常坐床說書，不過把聲音壓得很低，不讓門外的人聽見，便平安無事了。

　　《松樹灣》故事的主角是個年輕的貧下中農，解放前受苦受窮，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一個地下共產黨員，從此思想開竅，懂得了團結貧下中農鬧革命的道理，就在自己村裡暗暗串連了一批青年，迎接即將到來的南下解放大軍。接著，他便成了本村的革命積極分子，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立了功，入了黨。故事的許多情節和生活細節，基本上根據我少年時代接觸的生活環境和各種人物，聯繫1950年參加北京郊區土改工作的具體內容編組而成。故事的地點人物有名有姓，本來打算在出獄以後寫成一部長篇小說，作為我十年空白的唯一貢獻。可惜出獄以後，百事待舉，恢復斷了線的畫筆生命還來不及，怎麼有時間另謀貢獻呢。生活在我腦海裡的一個個英雄人物，經不起世事紛壇，漸漸離開了我的記憶，故事輪廓至今還能記其大概，人物面貌性格全給忘了。現在回憶起這件事，覺得很對不起伴隨我三年之久的親密戰友，依靠他們，使我在寂寞苦悶中排除許多煩惱。當我走出牢房，擁抱失去七年的現實世界時，他們卻被我拋棄了。

　　每天的《人民日報》把我和隔絕的世界連接起來，使我興奮，又使我懊喪。興奮者，知道外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變化，「文化大革命」的訊息將對我發生什麼後果；懊喪者，這些變化與訊息，在我塵封了的倉庫裡轉了一圈，停留不久便被排斥出去，因為那一切都不屬我，沒法在我腦子裡停留，有些東西對我是諷刺，必須把它們排擠出去。

　　1973年某日，牢門突然打開，哨兵通知中央派人來看我。說完，一個穿便裝的人進來，開門見山傳話：「毛主席、周總理指示，監獄對你們是否有虐待行為？如有，可以上告。」但不交待如何上告。好在秦城對囚犯相當文明，生活上也比較合乎情理。據說我們的伙食費每月合十四元，每天兩粗一細，過年過節吃餃子，秋天果子下來，每人還分到幾個蘋果。這裡有醫院，除了隨時看病，還給配眼鏡；每半月洗一次淋浴，冬季暖氣常熱，比之以前兩處，有天壤之別，因而沒有什麼值得告發的。要告，也只東北郊那個拘留所打脖子的小木片，獄卒的腳踢與罰站，但這比之紅衛兵小將們罰跪、抽皮帶，可輕鬆多了，所以也不值得一提。自從這次傳達指示以後，秦城的空氣似乎有了明顯變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准許犯人家屬探監。

　　1974年春季某天，我被通知，老婆女兒明天要來看我，叫我作好準備，穿乾淨些；還借給我保險剃刀，讓我刮了鬍子。這一晚我當然睡不著。第二天早晨，管理員帶我下樓，沿著一條長長的水泥小馬路，往南走，走到監獄大門近處，兩分接連幾間接待室。走進其中一間，看見老伴王人美和女兒葉明明坐著。她們見我剃了光頭，刮掉鬍子，變了樣子，先有些發呆。我第一個反應是雙眼發酸，母女二人皺起雙眉，好久說不出話來。管理員看見我們無言相對，似乎故意講幾句話，打破沉悶。他說：「會見時間到午間為止，你們可以儘量談談家常，帶來吃的，最好吃完，不要帶回監去。」經他一說，空氣開始鬆弛。

　　此情此景，真像戲曲裡的探監場面，先靜默一會，然後訴說離情，繼而號啕大哭。我們都把淚水壓著，等到互相擁抱，便奪眶而出。女兒打開提包，拿出花生瓜子、糖果餅乾，這些東西好多年不見了，我便抓起吃，她們陪著嗑瓜子。老伴急性子，先說此行和誰、誰、誰同車，誰知誰、誰、誰也在秦城。一次二次探監之後，探知秦城四座大牢裡，關押了不少三十年代文藝人物。老伴說，我們得到通知可以探監，但要向公安部門寫請求報告，而且只限直系親屬，於是由女兒具名寫報告，並先去向一個遠房親戚徵求意見。豈知這位遠房侄女，板起面孔說，你們雖是父女，應該劃清界限，表示反對。女兒將此說告了母親，氣得老伴從此不讓這位「左」派侄女登門。我勸慰老伴，應當原諒人家的「革命原則性」。「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我的問題未做結論，人家要和我劃清界限，做個響哨哨的革命派，是大勢所趨，管她幹嘛！「文化大革命」的賬，錯綜複雜，沒法算。現在回憶此事，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原則性不強，為了息事寧人，好和稀泥。要算帳，到底誰是誰非，也得算清楚，免得以後算倒賬。

　　寫到這裡，我得提前交待一下出獄後的思想。老朋友見面，不免要回首往事，發洩胸中怨氣，數數「文革」中的倒行逆施與胡作非為。我卻常說，不管吃了多少，受了多少罪，我並不怨。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我有好處：第一，住牛棚、蹲監獄的經驗，用錢買不來；第二，在牢房裡讀了幾年書，對人生對世界的認識提高了，對事對人的判斷明確了。損益相抵，還是益處多。以前對事對人不敢輕易表態，有人懷疑我是兩面派，現在膽子大了，對事對人敢於表態。1979年文化部指令中央美術學院給我公開平反，恢復國畫系主任的職務，我大膽施行教改，徹底改變半洋半土的教學路子，許多青年教師對我這種敢說敢幹的作風，張口結舌。我說，再一次「文化大革命」，大不了再進一次監獄。「壞事能變好事」這條真理，在我身上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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