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77)_葉淺予

七七

　　§4-4.綜觀我的創作活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我在上海畫了十年漫畫，作品只在報刊發表，從未想過要開什麼畫展，可是也在集體畫展中展覽過作品。記得最早一次是30年代初「天馬會」的某次畫展，由於丁驚老夫子的介紹，參加過一幅水彩小品，畫了一個舞臺強光下的跳舞女人，題目已忘。這幅畫之在我記憶中出現，也許可以和我在40年代用中國畫筆墨畫舞蹈形象有點淵源。這是我一生中值得紀念的作品，可惜原畫早在抗日戰爭中遺失，但憑記憶還能默寫出大概形態。第二次參加畫展是1936年在上海大新公司樓上舉行的中國漫畫展。漫畫在繪畫行列中是雕蟲小技啟來不登大雅之堂。30年代初上海的漫畫刊物風起雲湧時，漫畫家覺得只憑藉報刊的方寸之地，不能施展他們的雄才大略，要在展覽會場中一顯身手。那次漫畫展，是在漫畫家協會成立後不久舉行的。除了賣門票收入，真還有人願意收購其中的某些作品，作為個人的藏品，這不就證明漫畫的功能在擴大嗎。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的漫畫刊物紛紛停刊。大後方雖有報刊，但由於缺少製版設備，無法刊登漫畫。我首先發動一部分漫畫界的老戰友組織漫畫宣傳隊，乾脆畫大畫，以抗日為主題，到處開畫展，標榜漫畫救國，和演劇隊合作，好像走江湖、出廟會，舉行街頭展覽，用以吸引群眾，成為漫畫家發表作品的主要陣地。抗日戰爭後期，大後方生活比較穩定，美術家開始借公共會場舉行畫展。漫畫家得天獨厚，40年代初期在重慶，個人專題漫畫展大開風氣。最早是張光宇的《西遊漫記》影射蔣政權的腐朽；接著是廖冰兄的《貓國春秋》以辛辣之筆，寫大後方的苦難與逆行；接下去有高龍生、汪子美的《幻想曲》，在成都有謝趣生的《鬼趣圖》寫現實生活中的鬼域世界。在這一連串的個人漫畫展之前，還有個打頭開道的漫畫八人展。這八人都是先後從全國各地集中到重慶來的第一代漫畫家，包括張光宇、葉淺予、張文元、沈同衡、廖冰兄、丁聰、特偉等。

　　大約1940年至1943年間，我在桂林、衡陽、貴陽、重慶四處先後舉行過「葉淺予漫畫展」。展覽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1940年所作《戰時重慶》，第二部分是1942年所作《逃出香港》。在重慶那次展覽上，還曾試以中國筆墨畫了幾幅貴州苗鄉的生活。《戰時重慶》是漫畫與速寫相結合的體裁，把我從香港到重慶旅行中所見所聞，用土紙與墨筆記錄下來，曾於1940年尾在香港以《重慶行》標題展出。原擬展出後編印成書在香港出版，不料日寇發動的太平洋戰爭，香港淪于敵手，出版未成，幸而保存了原稿，得以帶到桂林，成為上述四個地區個人畫展的主要作品。1941年寄居桂林時，我將香港淪陷時驚心動魄的個人經歷畫成另一套漫畫《逃出香港》。至於《苗鄉生活》，則是1942年在貴陽時，深入黔西苗族地區的寫生畫稿，試用中國畫筆墨，在略帶棉性的貴州皮紙上，描繪苗族人民色彩豐富的生活面貌，以圖擺脫我所慣用的漫畫手法，向中國人物畫的線描和施彩靠攏。我曾在70年代的一篇文章裡寫那次深入苗區後創作上的變化過程：

　　「1942年我在貴州苗族地區住了一段時間，發現苗族婦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趕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飾穿戴上，集場上五彩繽紛，如百花爭豔，任何畫家見了都會動心。可是我那支慣於誇張的刻薄之筆，對著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變手法，豈不是顛倒美醜，唐突西施嗎？從那時起，我決心從漫畫式的誇張手法中解脫出來，另試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來找去，覺得應該下苦功向國畫傳統中的人物畫先輩們學習，於是我從漫畫創作轉到國畫創作方面來了。」

　　「速寫是這二者之間的橋樑。以前我的速寫為漫畫服務，以後開始為國畫服務。這個轉變的動力是我的審美觀發生了變化。為了標誌這個轉變，我為自己畫了一幅諷刺畫：我躲在樹幹後面偷畫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雙手捂住臉不讓我畫。」

　　「十年漫畫創作生活，在我的人生現中孕育了一種玩世不恭的思想，在藝術觀中形成了『醜極則美，美極則醜』的觀念。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挽救民族的愛國思想衝垮了這種小市民低級趣味，我毅然走上抗日救國的大道，思想境界豁然開闊起來，認識到對醜惡的東西固然應該堅決揭露，對美好的東西尤其應該大力歌頌。揭露醜惡的筆和歌頌美好的筆應有區別，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溝通，互相滲透。這種溝通與滲透反映在我的苗鄉速寫中便是美醜雜陳，真偽交錯，待到加工為圖畫創作，便是一鍋夾生飯。」

　　1943年我去印度生活了幾個月，為印度婦女的優美服裝和舞姿所吸引，從此我的人物中出現了「婆羅多」、「獻花舞」等印度舞蹈形象。這些形象也都是從大量速寫稿中整理出來的。那次去印度是為了到中美訓練營去採訪中國部隊生活，順便走了印度幾個地方，欣賞了玄類到過的天竺情調。回重慶後，於1944年舉辦了一次「旅印畫展」，除了介紹中美訓練營的練兵生活，也提供了許多飄飄欲仙的印度舞姿。練兵為剛，歡舞為柔，剛柔相濟，組成了這次畫展的特殊情調。朋友們看了我的畫展，大為驚訝，想不到葉淺予還有這一手。徐悲鴻看了之後，收購了我兩幅舞姿人物畫，並以他的一幅《立馬圖》相贈。1948年，徐在某報寫了篇文章，讚賞我的人物畫：

　　葉淺予先生素以漫畫著名，馳譽中外。近年來從事國畫，漫遊西南西北，擷取民間生活服飾性格及其景物。三年前曾在重慶中印學會公開其隨盟軍至印度旅行之作與新國畫一部陳列展覽，吾特赴現，驚喜異常，滿目琳琅，愛不忍去，即定購兩幀，但重要之幅已為人先得矣。

　　日本投降後，徐悲鴻在重慶組織教學班子，準備去北平接辦國立藝專。他特派高足馮法授向我示意，要我參加。其時我正準備赴美國訪問，一采新世界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所以拖到1947年從美國回來，才下決心，放棄我的賣稿生活，闖一闖高等美術學府，看我能否當好一個教書先生。想不到一晃就是三十六年，幸好我有自知之明，生來就是一個畫壇草寇，走南闖北，以表現大千世界的芸芸眾生為己任，在教學崗位上，始終不放鬆我的創作生活。在三十多年裡，由於學生的督促和社會的鞭策，我認定創作中國人物畫作為我的終身奮鬥事業。

　　登講堂和坐辦公室之餘，我抓緊時間作畫。除了給琉璃廠畫店供應商品，最大數量的作品是給朋友作應酬畫，也偶然接受國家的創作任務，但那是屈指可數的幾件。我自己認為值得一提的作品，是1953年畫的《中華民族大團結》，那是為表達全國大解放政治情感的形象化；其次是1959年接受歷史博物館的任務，以民間年畫形式畫了《北平和平解放》，以紀念全國解放十周年；再其次是某年為參加北京國畫展覽，創作了一幅《夏天》，畫一個站在玉米地裡的老農對著自己的勞動成果發出會心的微笑。1962年我帶學生到陝西乾縣臨摹永泰公主墓壁畫時，見到平涼農民南下秦川包割夏糧的景象，以「社為五千糧，我為公社紅」的讚語，拔高「平涼麥客」的形象。到了1975年，我從十年「文革」災難中解放出來，以三年時間完成了山水畫《富春山居新圖》，表達我對故鄉的眷戀之情；1981年創作《長安懷古》四題，寫「秦漢唐」，寫「馬前卒」，寫「半坡文」，寫「長恨歌」，以時代感情寫歷史形象，從單純的生活敘述轉到複雜的歷史反思，標誌我創作道路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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