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73)_葉淺予

七三

　　§4-3.追記大躍進年代

　　1958年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完成，農村公社化也迅速完成，黨中央號召「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先是全民煉鋼，後是農業大躍進，群眾運動處於瘋狂狀態，一心以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已近在眼前。一切生活、生產常態都被衝垮，誰要是走得慢一點，不是被硬推前進，就是被踩倒在地，讓敢想敢幹的人從身上踩過去。那兩年我不敢落後，從農民那裡學會編順口溜，歌唱社會主義；訂創作計劃不是以年計，而是以日計，唯恐訂少了，被人笑話，戴落後帽子。現在事過境遷，從畫筐裡撿出我那本《大躍進詩畫集》一看，不禁大吃一驚：

　　第一頁《多面手》，順口溜寫道：

　　體腦並用，文武雙全，多面能手，幹勁衝天！
　　工農商學兵，一身兼。

　　第二頁《農業中學》寫道：

　　半日讀書，半日出勤，既是學生，又是農民。
　　教育與勞動關係緊密，腦力體力從此結合。

　　第三頁《劈山大渠》寫道：

　　黃羊山下桑乾河，古來無人將它堵；
　　如今劈山尋常事，桑乾河水上山坡。

　　第四頁《衛星玉米》寫道：

　　莊稼頂上紅旗飄，疑是麻雀遭圍剿；
　　走進玉米試驗田，十八羅漢一穩搖。

　　第五頁《棉花蓋棉被》寫道：

　　深耕厚肥保豐產，覆被張燈卻風寒；
　　日夜滋長無休時，豔稱徐水棉花王。

　　第六頁《萬豬社》寫道：

　　懷來萬豬社，爭誇西榆林；
　　場長善體貼，青春二十另。

　　第七頁《果林拜師》寫道：

　　到農村，事事新，知識分子走馬趕先選
　　果樹下，開講座，農民老師演說大躍進。

　　第八頁《豬圈無蠅》寫道：

　　積極分子少先隊，手執蠅拍除四害；
　　因何指標完不成，蒼蠅不到豬圈來。

　　第九頁《詩歌鄉》寫道：

　　懷來縣委有詩人，下放作家是鄉長，
　　主任原是老歌手，花園鄉里詩滿牆。

　　第十頁《塞上江南》寫道；

　　點點浮漁舟，處處忙插秧；
　　分明是塞上，一躍變江南。

　　第十一頁《新村》寫道：

　　為因避低濕，合力遷村莊，
　　不分你與我，一律向陽房。

　　第十二頁《牛爸爸》，寫道：

　　張北高原海子邊，牲畜增產牛領先，
　　中原送來大紅牡，黑白花黃齊配邊。

　　1958年我還有一幅六尺立軸，標題《六臂神農》，題詩雲：

　　多面神手是公民，身兼工農商學兵，
　　腳踩飛輪爭上游，闖進共產主義門。

　　1959年春節剛過，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師生來到河北省束鹿縣南呂村實習。全國農村掀起的詩畫運動中，南呂村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幾句七言、五言的排句詩歌，歌唱大躍進，歌唱三面紅旗。我們學習藝術的人，自以為只要心虔意誠，誰能從農民那兒學到先進思想，就一步跨進共產主義。後來證明，那是刮「共產風」，不是什麼共產主義。

　　進村之後，分散住在農民家裡，集中在小隊食堂吃飯。那時，大躍過轟轟烈烈，村裡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隊組織男女青年兩個突擊隊，建起兩座大席棚，男女分兩廂，集中全村最棒的單身強勞力，集中生產，集中生活，種集體試驗田，吃集體大鍋飯。上工、下工，吃喝、睡眠，都按吹哨打鐘行事，儼然是個共產主義小社會。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看到近在眼前的共產主義，心裡感到飄飄然。

　　這次下去實習，規定第一階段向農民學習，著重改造思想；後一階段畫農民，搞創作，從藝術實踐檢驗學生思想改造的成果。這種安排，足以證明我們帶隊的老師們把藝術與政治的關係看得多麼簡單，把思想改造看得多麼快速。實習將近結束時，我們開了一次創作小稿觀摩會，小稿所反映的題材內容，不用問，當然全是南呂村的瘋男瘋女，怪人怪事，比如青年突擊隊啦，吃飯不要錢啦，詩歌滿村牆啦，婆婆扭秧歌啦，結果當然是構思雷同，題材撞車。獨有一幅小稿，畫的不是上面那些撞車題材，而是畫了一個女學生，躺在炕上，房東老大娘坐在炕沿給她喂湯，同院的婦女都來慰問，題目是《我病了》。這個不同凡響的構思，促使我那渾渾然的頭腦立刻清醒過來，認為這是一張鶴立雞群的好小稿。我問這個學生為什麼要畫這個題材，她說，「我病了，吃不下飯，不能去食堂，房東老大娘發現之後，給我煮面做湯，鄰居們也都來看我，有送雞蛋的，有送糕點的。您知道，老鄉在食堂吃的是白薯面窩窩，留下一點白麵、雞蛋是給孩子們吃的，都給了我，把我當親人看待，我要畫她們。」

　　那幾年的創作指導思想是先有主題，後找題材，下到生活都帶著框框，什麼能畫，什麼不能畫，都得服從這個框框。這個學生腦子裡當然也有框框，不料她得了病，病中深深為大姐大嫂們對她的關懷所動，一股感情熱流衝破了她的框框。我這個當老師的，腦子裡的框框當然更多，叫我如何評價這個學生的創作構思呢？若是憑當時的框框來評價，這個構思當然應被否定，然而在那麼多的公式化、概念化、神話化的創作小稿中，《我病了》這幅小稿猶如一顆明珠，發出強烈的衝擊波，衝破了我頭腦裡的框框。我毅然決然肯定了她的構思，並且向同學們說：「《我病了》這幅小稿，表現農民對我們的關懷，反映了我們和農民之間建立了感情，這是從實際生活的感受發掘題材從而凝成主題的好例子。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有真情實感的創作構思。」

　　這番話是這幅小畫的真情實感引出來的。我敢於沖著那麼多大躍進的豪情壯語而讚賞這富於人情味的生活小品，豈不太過份了嗎？我意識到這番話是在和大躍進大潮流唱反調，心裡有點嘀咕，可當時並沒有受到反駁，相反，事後和老師們的交談中，都認為我對創作《我病了》那個學生的評語是對的。這麼一說，我們帶著特定的主題框框下生活是錯了。

　　在「全國藝術教育會議」一節裡，我回顧了大躍進期間帶學生兩次下鄉的情景。從那時開始，我向農民學寫順口溜；學會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和農民同台朗誦詩歌；也在繪畫創作上發揮共產主義的大膽構思。那一年我畫了《大躍進詩畫》冊頁十二開，《六臂神農》一大幅，著實瘋了一陣。但是，我受過現代科學教育，在許多事實面前，心裡並不真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超科學、超現實的幻想。比如，肯定那個女學生富有人情味的創作構思，說明也有頭腦清醒的時候。又比如1958年帶學生在永定河畔清白口傅家台實習期間，村幹部用算盤子一打，說全村幾百口人的口糧，只要在兩畝地裡撒上足夠的麥種，就解決了，可以把全村的地勻出來種經濟作物，那樣，傅家台便進入共產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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