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72)_葉淺予

七二

　　《任教三十六年》這篇文章是美院院刊《美術研究》的編者要我寫的，因為1984年美院領導班子改組，我從國畫系主任的職位退下來，院刊要我寫一篇總結性文章，我理所當然應該寫。豈知一動筆，便勾起了三十六年的不滿情緒，特別是對江豐的反國畫路線發了牢騷。那時江豐已經去世，院刊原來不打算發表我的文章，後來編者找我，希望有些措辭稍加改動，顯得態度平靜些。我表示可以接受，便動手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

　　從「鑒定」和「小傳」看，葉淺予是個有問題的人物，比如「和黨的關係故做清高，尚有一定距離，大鳴大放時以民主人士自願為名不參加整風」；「為人圓滑，不輕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風使舵」。「反右鬥爭後期表現較好，對右派鬥爭較積極」，這就是看風使舵的表現，因為這是鬥爭的「後期」，反右勝利形勢已經明朗，再不表現一點積極性，那就難免要戴上落後分子帽子，多不光彩。又比如「對教學行政工作長期不安心，幾次提出辭去系主任職務」，想回到自由創作的地位中去，甚至想乾脆打報告請求「離職」，可是又覺得「脫離革命崗位」太不光彩，於是又勉強當我的系主任，因而表現為「工作不負責」。

　　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解放初期抗美援朝鬥爭中美帝所指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這類人，都有點個人的特長，並以之為職業，靠本事吃飯，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我屬擁有一定讀者的職業畫家，用革命的語言來說，就是指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文藝工作者。解放後之所以能被留用，甚至竟被誤認為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在專業人事工作人員的眼光看來，必然具有迷惑性、欺騙性、投機性。我那些從延安來的老相識，因為都是文藝隊伍中的革命者，他們的思想中，除馬列主義標準，也還有文藝工作標準。進城以後，見到他們過去所熟悉的舊社會形態，也許能發生某種錯覺，對留在大後方的同行，產生某種同情，把革命文藝事業看成整個中國人民所同當與共享的事業，帶點人情味看待老朋友，因而能夠以誠相見，不讓老相識有自慚形穢之感。

　　1949年北平解放，我四十二歲，這一年是我進北平藝專的第三年，解放的浪潮衝擊著舊社會的各個角落。由於在抗日大後方的活動，我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聯繫方面較廣，加上與進城的革命隊伍中人有舊關係，成了統戰工作的重要對象，吸收我參加了第一屆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並選舉我為中國美術工作者協會的副主席兼秘書長。此外，還吸收我參加全國青年的代表會議，北平市人民代表會議。記得還曾被新成立的北平藝專工會推舉為什麼委員。總而言之，在這一年的許多會議中，凡掛得上號的，我都被掛上了。說實話，我當時參加這麼多活動，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什麼原因，所謂「統戰對象」，是後來才知道的。不過，在模模糊糊中，也還明白我的主要任務在美協，要做好秘書長的工作。

　　美院撥出一間教室作為美協的總部，記得第一個任務是籌辦《人民美術》出版，該刊的主編者是王朝聞。王約美協的幾個負責人寫文章，我寫了一篇，表述自己對革命的認識過程；江豐也寫了一篇，介紹解放區的美術活動；徐悲鴻寫了一篇介紹西方美術的文章，讚揚希臘羅馬藝術傳統，把它作為發展中國新藝術的借鑒。王朝聞拿了徐的文章和我商量，認為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內容不合拍，解放不久發表這樣的文章不很相宜，要我和徐商量，暫不發表。我身為秘書長，有責任協調革命派和學院派之間的矛盾，便拿了文章去見徐悲鴻。當時心裡很嘀咕，萬一徐有不滿情緒，怎麼辦？幸而徐的態度很謙遜，認為應該尊重共產黨的意見，把文章收回了。

　　1952年為了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舉行了小規模的文藝整風，美協工作要做檢查，秘書長只好硬起頭皮向常務理事會作了言不由衷的書面檢查。江豐、蔡若虹他們覺得我這個黨外人士擔當不了秘書長的重任，不久，接受我的推薦，由剛從華大學習期滿的鬱風接替了秘書長職務，使我擺脫了尷尬的處境。

　　在這三十六年中，教學之外，社會活動較多，自從擺脫了美協的具體工作，又陷入到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的領導工作中去。

　　「小傳」雲：「解放前，北京美術作家協會為對抗北平美術會（張道藩操縱的反動組織）發表宣言時，葉拒絕參加，可見……政治上反動。」據我所知，北平美術會是國民黨所利用的北平國畫界反對徐悲鴻的一個組織，而北京美術作家協會正是徐悲鴻提倡國畫創新的一個組織，其成員主要是北平藝專的教師。我初到北平時，正是北平美術會向徐進攻，而徐進行回擊的時刻，我是徐的部下，當然也是被攻擊的對象。「小傳」說我故意拒絕參加北京美術作家協會的宣言，有點近乎荒唐。

　　說實話，在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5年到1937年，我到過北平兩次，結識了不少知名的畫家，1947年到北平，仍和他們交往，得知他們正在反對徐悲鴻的國畫革新言論，我認為這是學術問題，儘管自己在創作上也是革新派，可是對傳統畫派也很欣賞，不願意公開卷到這場鬥爭中去，所以沒有積極參加美術作家協會的活動。我以為不應該就此一事，便誣指我是站在國民黨張道藩方面的反動派。

　　北平解放，共產黨政權接管了北平藝專，藝專一分為二，音樂系分出去，自立為中央音樂學院；美術系和華北大學美術系合併，成為中央美術學院，原來的國畫、油畫、版畫三個專業，合併為繪畫系。徐悲鴻的國畫革新運動，在自己的學院是銷聲匿跡，其原因已在前文詳述。總之，當時認為國畫憊封建糟粕，不能為革命服務，只能暫時靠邊，原來的國畫教師編為勾勒課的教研組，為普及美術的年畫連環畫服務。徐悲鴻本人，雖被尊為中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兼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他的原國畫革新主張，也暫時被凍結起來。中央美術學院以培養普及美術幹部為中心任務。徐悲鴻交給我的國畫專業最後一個班，不久畢了業。我除擔任勾勒課教研組的組織者，每天在一個教室裡和其他國畫教師一道畫人物寫生，實行業務改造。

　　此時我還兼著中國美術工作者協會的秘書長職務，有責任去聯繫處於失業狀態的北平國畫家，幫助他們組織起來，首先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然後再謀求如何為革命服務的具體工作。由於我和其中幾位知名的畫家早有聯繫，美協的黨內理事，就順水推舟，交給我組織「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的任務。以美院的國畫教師為骨幹，經過奔走聯絡，在東城租到一所院子作為活動中心，掛起研究會的牌子，向北京市掛了號，作為北京市文聯下面的一個附屬單位，每月由市文聯撥經費，吸收了幾位積極分子擔任研究會的具體工作，並且撥出一部分經費作為生活補助費，幫助窮畫家解決生活困難。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活動，選出了研究會的領導班子：齊白石為會長，于非閣、徐燕芬、博雪齋、汪慎生、吳鏡汀、陳半丁等著名畫家為理事，王雪濤為秘書長。我在研究會也掛上了理事的名。

　　在和畫家們的交往中，瞭解到部分畫家對徐悲鴻的國畫革新還持有成見。他們對我說，要不是共產黨出來領導我們，我們對你也不買帳。在他們心目中，我當然屬徐派，而且認為我本來是畫漫畫的，半路出家畫國畫，他們根本瞧不起我。

　　反右以後，研究會經過整頓，歸北京市文化局直接領導，派趙楓進會掌握行政，成為「北京中國畫院」之外的一個群眾組織。

　　在這以前，我作為美協的領導成員，兼管研究會的活動，遭到上述種種攻擊。到反右前夕整風期間，我在美院國畫系的整風小組會上，向黨提了一條意見，說黨把我放到北京國畫界做群眾工作，成了某些人的攻擊對象，受了許多委屈，美協的黨組織卻袖手旁觀，不加聲援，叫我寒心。提完這條意見，我宣佈就這一條，沒有其他。接著我就躲在家裡趕畫《子夜》插圖，沒有繼續參加會議。「鑒定」說：「大鳴大放時以民主人士自願為名不參加整風」，這與事實不符。對黨提意見，我是提了的，提這條意見的目的是提醒黨，在使用葉淺予的時候，是否應該給予必要的支持，使他在風浪之中稍稍有點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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