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71)_葉淺予

七一

　　1959年以前，在美院人事科的一些人看來，葉淺予是個自由主義者，他之能在解放後跟著共產黨走是有條件的。正如「鑒定」所指，是因為黨給予了較高的政治地位。為什麼共產黨能給予較高的政治地位？可能也如「鑒定」所指的，因為他是著名的漫畫家及美術活動家，在文藝界聯繫較廣，是個重要的統戰對象。換句話說，是我的藝術地位換取了共產黨對我的重用。在人事科的一些人看來，這個對進步事業表示一定距離的畫家，跟共產黨辦美術教育事業，是政治上的投機行為。他們不知道我之進北平國立藝專，是徐悲鴻邀請來的，而北平藝專改組為中央美院，是共產黨接管以後的必然結果；葉淺予之被繼續任用，也是統戰工作的需要，怎麼能說是政治上的投機呢？即使在葉淺予的靈魂深處有政治投機的因素，對共產黨的革命事業來說，也是值得歡迎的。何況，在北平解放初期，党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曾經公開表示歡迎這種「投機」。照我對政策的理解，也認為「投機」革命比反對革命好，所以党對知識分子敞開大門，熱誠相待。至於說我不安心教學工作，幾次要求辭去系主任職務，看了我1985年為《美術研究》寫的《任教三十六年》中的艱難歷程，便能看清楚我為什麼不願意幹這個系主任的原因了。

　　看來，這些人所最關心的是幹部的思想動態和政治立場，他們不太瞭解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處理業務和政治的關係；一旦業務受到挫折，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必然產生消極情緒。1982年我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個人畫展的「自序」中，曾經直率表達過我對教學工作不習慣，有臨陣脫逃之意。所謂「教學為公，創作為私，社會工作對胃口」，確實是我的真實思想。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除非是個大傻子，才會不這麼看問題。我之所以辭職不幹那個系主任，如果不從業務活動的角度看，而只從政治態度看，那就把一個有創作願望的畫家看得太簡單了。我在「自序」裡還說，經過一段時間，認識到教學生可以提高老師的業務水平，於是放棄了逃離教學崗位的念頭，從此「甘為人師」了。可見思想認識有個發展過程，政治立場也有個漸變的經歷。

　　北平解放不久，我和一些早年投奔延安的朋友在北平見了面，特別是有幾位在武漢三廳同過事的老相識，我表示對革命的畏縮與無知，他們無不哈哈大笑，說「老葉你太謙虛了，我們瞭解你在大後方的活動，對抗日救國是積極的。」有個朋友甚至說，我們歡迎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你就是個黨外布爾什維克。這話一半真，一半玩笑，意思是說，北平解放，你還留在北平，不就證明你是傾向共產黨的嗎？

　　所謂黨外布爾什維克，正確理解應該是黨外的共產主義者，只有魯迅才配得上；對我來說，不僅不配，而且荒唐，簡直是諷刺，這我心裡明白。

　　1948年我給北平《新民報》畫過一套《天堂記》連載漫畫，挖了美國生活方式的瘡疤，證明我不是什麼「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美國之音」介紹美國漫畫界的情況，就叫文化侵略嗎？80年代的中國，大量文化藝術界的青年外流到美國，這難道能叫中國文化侵略嗎？也許相反，可以叫做向美帝贈送文化財富。

　　1979年10月，我治腸癌後期，住在三 O九醫院，正值紀念建國三十周年的日子。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紀念會上回顧黨的三十年歷程，我自己也回顧了三十年經歷，在日記裡寫道：

　　1949年在北平圍城中，和民主黨派人士在大佛寺我的住處，密謀如何迎接解放，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民盟的沈一帆和黨聯繫。沈彙報中共的話說：「北平解放了，我們成了北平的主人，應該由我們來歡迎你們。」不久，我們這些人被邀請參加了在北京飯店舉行的歡迎大會。主持這會的是葉劍英，將領中有林彪。參加這次大會的除北平各界代表人物，還有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和談代表團。

　　1950年參加北京郊區土地改革，在群眾大會上畫速寫，受到工作隊長的批評，才懂得搞政治的時候不能搞業務。以後的長期思想改造中，竭力想把這兩者擺平，幾次三番學習文藝座談會講話，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係怎麼也擺不平。第一次文代會被選為美協副主席兼秘書長，處於徐悲鴻和江豐之間作調和派。

　　1950年自動要求參加中央訪問團，初次到新疆，什麼都新鮮，畫了不少速寫。這次和土改不同，因為我是以畫家身份參加的，作畫不受干涉，但有土改那次經驗，仍然縮手縮腳。心裡想，訪問少數民族，也是搞政治，怎麼可以隨便搞業務呢？

　　1953年畫了《中華民族大團結》，1959年畫了《北平和平解放》，1962年寫了《我愛農民的一雙泥腳》，自以為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其實是自我陶醉。

　　1959年沒有被劃為右派，因為我那時跟黨的步子跟得緊，反右鬥爭積極批過江豐的反國畫路線。平時不發表個人的意見，遇事隨大流，許多朋友都因錯誤言論戴上右派帽子，在反右小組總結時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比自己陶醉實際得多。

　　文化大革命終於革到我頭上來了。我戴上三頂帽子：第一是歷史反革命；第二是反動學術權威；第三是文藝黑線人物。被造反報批出來，挨打住牛棚，最後還坐了七年牢。

　　三頂帽子的來由，看來和1959年的「鑒定」有一定關係，特別是第一頂歷史反革命帽子，在「葉淺予小傳」中寫得清清楚楚。在中美合作所當過漫畫宣傳的專員，受到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禮遇，經常和美帝特務組長孟祿少校密談，懷疑我和美特有秘密勾當，可惜無法查清。為了查清我這個美蔣雙重特務的秘密勾當，「文化大革命」中美院一些人在我住牛棚期間，審了我一整夜，到底審不出任何秘密勾當。幸虧那時造反派還講點文明和紀律，若是對我施加毒打刑訊，我可能會被屈打成招，真的成為不折不扣的特務惡棍。

　　第二須反動學術權威帽子，在「葉淺予小傳」中也有根據。小傳說：「漫畫創作較多，成名較早，因取材滑稽，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興趣而出名；後來畫國畫，學了些中國畫的傳統技法，有一定成就，在舞蹈速寫上能吸收民族形式，博得讀者喜歡，他的藝術創作與今天時代的要求有很大距離。」因為我在中央美院是二級教授，又當國畫系主任，肯定是學術權威，給權威戴上一項反動帽子是輕而易舉的事，況且我在反右鬥爭總結會上曾經自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又抓住我的速寫畫稿狠狠地批了一通，可謂順理成章，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還跑得掉？

　　第三頂文藝黑線人物的帽子，來自小傳中那一段所謂「葉為著名的漫畫家和美術活動家，在文藝界聯繫較廣」，以及和「四條漢子」中的田漢、陽翰笠、夏衍關係密切，抗日戰爭時期是第三廳郭沫若的部下，當過漫畫宣傳隊的隊長，肯定是黑線人物。30年代江青在上海文藝界活動過一陣，嚴格說來，她應當也屬所謂「文藝黑線人物」。為了塗改這一段歷史，卸掉自己頭上這一頂黑帽子，她利用「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大權，把30年代上海文藝界的活動人物一概打成黑線人物，裝扮自己為反黑線英雄，把中央美術學院誣衊為黑色大染缸，把美院黨委書記陳沛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走資派。在陳沛的羽翼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重用，百分之七十的教師關進了牛棚，「四條漢子」中的三條也被關進了監獄。

　　「四人幫」倒臺以後，共產黨的新領導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給冤假錯案平了反，而葉淺予這個黑線人物，到1979年才獲得平反，摘掉三頂帽子，恢復了國畫系主任的工作。1959年的那個「鑒定」和「小傳」，夾在退還給我的抄家物資中，不知是故意還是失誤，至今還弄不清。如果是從我的檔案中抽出，有意發還給我，讓檔案和本人見面，那就說明人事工作有所改進，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因為工作疏忽，無意之中將檔案漏出，那就說明保密工作出了差錯，我以為也是好事，而且比有意發還給本人還要好，好就好在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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