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2)_葉淺予

一二

　　§1-11.《王先生別傳》與《小陳留京外史》

　　30年代初，《晨報》在上海出現，這是國民黨奪取輿論和文化陣地的一項重大措施。《晨報》籌辦之初，三友實業社那位姓季的畫家，向《晨報》主人潘公展獻策，主張每逢星銷日隨報附送一張畫報，用以招攬讀者，並推薦葉淺予為畫報畫一個漫畫長篇，填補《上海漫畫》的空缺。這個主張為《晨報》所接受，姓季的當即跑來找我，鼓動我乾脆把《王先生》搬到《圖畫晨報》，答應給我每月一百元固定稿費，不過有個附帶條件，就是要給《圖畫晨報》封面封底固定廣告戶畫兩幅現代仕女畫，也就是把《圖畫晨報》的四版彩畫全部包了。這筆報酬不算少，我心裡掂了掂，《時代》每月二套，《晨報》每月四套，吃得消嗎？聽人說，上海這地方，只要有本事，拼著命幹，日子一定過得好。何況那時我才二十多歲，已經有了一個家，開支夠大的，於是壯著膽，把這任務接了下來，為《晨報》賣了五年力。

　　上海《晨報》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潘公展集資經營。潘是老上海，是國民黨二陳派的重要人物，以前辦過報。《晨報》每週附送一張畫報，雖非創舉，可是在和申新兩大報的競爭中卻是有利的。我接了這個任務，王先生從《時代畫報》又跳到了《圖畫晨報入為了和《時代》的王先生有所區別，《晨報》的王先生定名為《王先生別傳》，王先生的打扮也有所變動，原來穿西裝的，改為白長衫和黑馬甲（背心），頭上仍戴白盔帽；其他人物一概照舊。原來的九格改為八格，順序由左行改為右行。從那時起，除了兼任《時代畫報》編務，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創作《王先生》長篇上。任務是夠重的，但比起1936年為南京《朝報》畫每天四格的《小陳留京外史》卻還算輕鬆。

　　《晨報》主編對「別傳」內容從不過問，任作者自由發揮，因而我感到精神十分舒暢。記得有一期畫的是王先生當了警官，帶部下去監視學生示威遊行，表現了一幕向學生求饒的醜劇，顯然是諷刺政府當局的，事後卻並未受到指責。另一次畫學生募航空救國捐，王先生躲躲藏藏逃避募捐，意味著對募捐的反感，也並無反應。時間愈久，我愈明白，國民黨的統治，也像只紙老虎，並不可怕。不過，你要真是異党分子，那可不客氣，「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漏過一人。」王先生是個吸引讀者的丑角，隨便他幹什麼，絕不能成為異党分子。我這麼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反過來，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吧。

　　漫畫細胞在我的肌體和血液中，在上海的十年中，無疑居於主導地位。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王先生》不能在日報畫刊中存身，我卻拿了這支畫筆和漫畫界的夥伴們，組織了漫畫宣傳隊，奔走在抗日前線和後方，以另一種方式發揮漫畫的戰鬥功能。即使在我從事中國人物畫創作的年代中，漫畫細胞仍然在我的作品中起到「發酵」作用。1982年的《長安懷古》，1984年的《神遊天安門》，以及最近的新作《富春人物畫譜》，無不反映我對歷史和現實的譏諷詼諧態度。60年代「文化大革命』潮間，我被紅衛兵造反派所迫，承認自己是個「遊戲人間的玩世派」，這當然指我的漫畫生活造成了我對人生現實的態度。但是，認真檢查起來，這不能叫「玩世」或「遊戲人生」，實際是指我對現實世界的一種看法。這種譏諷和詼諧的態度，正是被這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現實世界所逼出來的，逼得我不得不從反面來看這個世界，從醜惡污濁的一面來反襯光明美好的一面。

　　1936年我為南京《朝報》畫的《小陳留京外史》表現南京小官僚的嘴臉，也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堂堂首都的官場生活。我認為王先生是封建型的破落地主成分，不宜在官場鬼混，小陳則是上海殖民地出身的富家子弟，和南京官場可以有各種裙帶關係。所以我把這兩個丑角分了家，安排小陳單獨進京去撈世界。《朝報》出現的留京外史第一篇，畫的是小陳從上海乘夜車到達南京，清晨在和平門下車，遇到憲兵巡警檢查行李。小陳大模大樣打開衣箱，衣服上面躺著一封八行書介紹信，收信人不是某局長便是某部長，小陳仰著頭似理不理，憲兵巡警只得蓋好箱蓋，在箱蓋上用粉筆劃個「已查」的記號。小陳便坐上來迎接的汽車，揚長而去。這個材料我怎麼得來？說得巧，就是我初到南京在車站所見的真情實景，我便借用為小陳進京的威風。

　　在此之前，小陳乘車用的是免票，列車員來查票，一看是路局的免票，便問：「局長是誰？」

　　小陳答：「是我姐舅。」

　　又問：「處長是誰？」

　　答：「是我丈人。」

　　進京不久，小陳撈了個不大不小的局長官職，剛上任，第三天要做總理紀念周，局長是一局之長，紀念周上要背總理遺囑，小陳練了三天，睡覺做夢都背遺囑，坐在恭桶上也背遺囑。臨上場，「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乾二淨，大出洋相。這篇《留京外史》遭到非議，說我有意醜化總理遺囑，《朝報》老闆受到警告，和我商量，以後別畫小陳了，還是請王先生登場吧。《留京外史》畫了不到半年，改畫《王先生到農村去》，半年以後，農村題材也出了毛病，觸犯了地方政府的農業政策，最後不得不請王先生離開農村，到夫子廟茶館書場當老闆，把王的女兒阿媛送到書場上賣唱又賣相。盧溝橋炮聲一響，王先生的窮途末路也告結束。

　　大約在1936年，上海雜誌公司老闆張靜廬把我的《王先生別傳》和《小陳留京外史》原稿全部搜去，印了六本畫冊，總算給我在社會上留下了一份遺產。而我自己手頭所留的這六本畫冊，卻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屍骨全無，找不回來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滿腦子教條，認為社會主義新中國，一切矛盾都不存在了，王先生和小陳已成為歷史的殘渣餘孽，我舉起一隻腳，把他們踢進了歷史垃圾箱。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把我葉淺予也當作歷史垃圾，送進了牛棚，關進了監獄，當作歷史反革命處理，這才使我從「左」傾教條主義中省悟過來，重新認識了我這段上海創業的歷史意義。1986年，經畢克官幫助，從朋友處借到全部王先生和小陳畫集，重新編印了一本《王先生與小陳》的選集。面對著這本選集，我思潮澎湃，感慨無已。

　　在我寫這篇「上海創業」的歷史過程時，身處浙西的天日山自然保護區，雙目所見是古杉新竹，兩耳所聞是鳥語蟲鳴，心曠神情，一派虛靈。手頭什麼參考資料也沒有，只能憑著心靈的飛馳，倒轉時間的流向，沉思當年的艱辛歲月。可是，這位我所杜造出來的老丑角，總是對我嬉皮笑臉，不讓我觸動靈魂深處的創傷。我握緊拳頭，向書桌一擊，命令他收起那副怪相，老老實實幫我回憶十年的歲月。他似有所悟，板著臉向我訴起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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