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1)_葉淺予

一一

　　§1-10.主編《時代畫報》

　　好好的一份《上海漫畫》竟然弄到拆夥收攤，我實在不甘心受此挫折。然而，刀把子握在張氏兄弟手裡，爭也沒用。那麼光宇對他兄弟為何如此遷就呢？關於這一點，當時我並未想過，到了老邁年齡，經歷風雨多了，忽然發現還有這麼一個問題，怎麼當時並未想過？要是那時發現了，也許《上海漫畫》的命運，不至於如此下場。我和張氏兄弟相處三年，覺得老兄是個真正的藝術家，老弟雖也從事漫畫創作，所作所為畢竟帶點市儈商人氣。那三年，他掌握著《上海漫畫》的經濟大權，和報販老闆關係打得火熱，各家廣告客戶，由他個人打交道。刊行社有個名義上的會計，是郎靜山介紹來的，成了正宇個人的賬房先生。在《上海漫畫》的生死關頭，做老兄的沒法辨明是非，一味聽老弟指手畫腳，而我這個不懂世道的小子，什麼都聽老大哥的，明知道老弟私下承辦《時代畫報》有些踢蹺，但也不敢挑明，只能順水推舟跟著走。

　　光宇、正字為了母喪，奔走在上海、無錫之間，把《時代》這副新擔子交給了我。正宇平時包的那輛人力車，以及和報販老闆的關係，也一起交給了我。我一下子抖了起來，由小夥計一變而為不大不小的「老闆」，心裡有點發毛。可是，坐上那輛包月的黃包車，進出南京路，卻又有點飄飄然樂滋滋。幾十年後回憶這段歷史，看清楚自己的靈魂深處，已經被洋場市儈的細菌侵蝕了。好在這段時間不長，張氏兄弟辦完喪事回到上海，我仍然恢復到原來的小夥計地位，當了《時代畫報》的編輯，《王先生》長篇也從《上海漫畫》移到了《時代畫報》的版尾。

　　沒有看錯，張正字真是個社會活動的幹將。幾個月後，他宣佈已和當時相當活躍的新文人邵詢美和畫家曹涵美合夥，組成了「時代圖書公司」，在四馬路租到沿街的鋪面，要開設書店，寄售各家出版社的書刊。他說，邵、曹二家都是有錢的主兒，各拿兩千元作開辦費，張氏兄弟和我都將成為這家公司的合夥投資者，也就是合法的「老闆」。為了不使二張一葉感到寒酸，決定將四千元資金分為五股，每股八百元，名義上二張一葉也成了股東，藉以發揮我們三人的積極性。這麼說，二張一葉仍是空頭老闆。可是到了1935年，時代圖書公司宣佈經營虧損，第一批資金快燭光了，開臨時股東會宣佈暫時停業，移交邵、曹二人接辦，卻議定二張一葉對邵。曹二戶各負債八百元，我們倒成了負債者。後來，我因家庭變故，從上海遷居南京，受聘為《朝報》畫《小陳留京外史》連載長篇漫畫；張氏兄弟則自立門戶，辦了個獨立出版社，出版《獨立漫畫》月刊。

　　寫到此處，應該回顧一下時代圖書公司的初創和全盛時期。

　　張正宇宣佈時代圖書公司成立後，第一次董事會推舉張光宇為總經理，曹涵美、張正字為副經理。邵詢美因身任新月書店經理，專管新月書店業務，不願過問「時代」的事，這一攤子仍歸張氏兄弟包攬。這兒得點明一下，曹涵美原本是張家的老二，因舅家無嗣，過繼給舅家為子，因而改姓曹。張光宇名義是總經理，經濟實權卻操在老二涵美手中，而出版業務則歸老三正字經管。葉淺予被任命為《時代畫報》主編，宣文傑當了我的助手。此時，由正甯鼓動，邵詢美又出資辦了個印刷廠，從德國定購了一套影寫凹版設備，在平涼路安裝齊全。不料快開工時，十九路軍在滬北舉起抗日大旗，和日本駐軍開了火，而「時代丫址正坐落在日本駐軍地區。邵詢美急命工廠搬遷到法科界某條街上。滬戰期間，工廠不能開工，畫報暫時停刊。等到戰事結束，十九路軍在蔣介石的命令下被調到福建。不久，蔣光擁、蔡廷指在福建起義，宣佈成立人民政府，反對蔣介石，蔣介石調動剿共之軍，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此時《時代畫報》已經復刊，發表了一組福建人民政府時期的社會活動照片。孰料四馬路時代公司門市部玻璃櫥窗上，被人貼上了一張對《時代畫報》的警告信，說畫報「有紅色嫌疑，當心被砸！」署名「上海反共別動隊」。與此同時，蔣介石對江西蘇區的「圍剿』正在加緊，上海的反共宣傳也在加劇。我們只好通過關係，向上海國民黨市黨部聲明，這批照片是一個讀者投的稿，編者不明真相，發錯了，以後保證不出錯。這樣，「反共別動隊」才不再光顧了。

　　時代圖書公司的全盛時期應當是1934年搬進漢口路新建成的弄堂房子以後。當時登出廣告，宣佈同時發行五大雜誌：一是林語堂主編的《論語》；二是葉淺予主編的《時代畫報》；三是魯少飛主編的《時代漫畫》；四是宗淮庭主編的《時代電影》；五是張光宇主編的《萬象》月刊。除期刊之外，先後出版了好幾本畫冊和圖文並重的小書，例如葉淺予的《王先生》畫冊，黃文農的《文農諷刺畫集》，張光宇、邵詢美合著的《小姐須知》、張光宇的《民間情歌》等等。全盛時期的時代圖書公司，自辦編輯，自辦印刷，自辦發行，看起來像一家規模不小的出版商。編輯室人材濟濟，僅《時代畫報》這一組，我任主編，張大任任助編，王敦慶任澤編，陸志庫任美編，一共四人。三樓佈置了一個攝影室，由專任攝影記者王任槐負責，經常請一些文藝界知名人士來留影，作為檔案資料保存起來。《時代》及各期刊用過的照片，都由宣文傑歸總保管。

　　作為《時代畫報》的主編，我和全國各地的職業或業餘攝影家經常保持聯繫，我自己也拿起攝影機拍攝人像和風景照片，並以「初萌」筆名，在畫報上發表我的習作。發表多了，我居然被上海的黑白社吸收為社員，參加了幾次黑白社的攝影展。

　　自從1935年墨西哥漫畫家阿佛羅皮斯訪問上海和我相識後，我受其影響，也拿起速寫本，在生活中畫速寫，漸漸和攝影機疏遠了。這年我有機會第一次暢遊華北大地在北平故都，乾脆把攝影機丟了，集中全身心畫速寫。這是我從事美術工作的一次重要轉變。在生活中記錄形象，也是美術界改變創作風氣的一次嘗試。

　　1935年北遊回來，時代公司給我出了一本《淺予速寫集》，不久上海雜誌公司又出了一本我的《旅行漫畫》。速寫是美術造型訓練中的一種手段，過去僅僅作為造型的基本功，並沒有把它當作在深入生活中記錄形象的手段。我的嘗試，後來成為美術界的新風尚。1947年我受徐悲鴻之聘，到北平藝專教畫，在國畫系一個班上開了「速寫」這門課，據說是中國創辦現代化美術院校以來最新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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