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62)_朱亞民

六二

　　我們這些工人慢慢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有一次，袁心德介紹我看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著作。過了一段時間，問我「看得怎麼樣？」那時我瞭解得比較膚淺，但覺得書上講的道理都是維護工人利益的，說：「蠻好！」再經過一段時間，袁又問我：「共產黨怎麼樣？」我回答：「很好。但到啥地方去找呢？」過了幾天，袁心德來對我說：「我替你找到了一個共產黨員，名叫杜埃。」

　　1938年3月，經袁心德同志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我是工人，入黨比較簡單，只有一個介紹人，但入黨時舉行了宣誓儀式，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與我同時入黨的還有夏國鈞（現名夏志明，後在四川工作，已去世）和浦潤泉。不久，廠裡成立了黨支部，夏國鈞為支部書記，我任組織委員，浦潤泉為宣傳委員。後來沈彬森、周小鼎、朱申臣也入了党，成為支部幹事。在党的領導和教育下，我們這些普通工人開始懂得了馬克思主義道理，懂得了階級和階級鬥爭。1938年秋，我廠黨組織繼續發展，由6名黨員增加到40多名，成立了黨總支，夏國鈞為總支書記，沈彬森為副書記，我、周小鼎、欽家俊、王嘉生為總支委員。下設3個黨支部，加印課為第一支部，凹版課為第二支部，檢查、零件、電鍍三課為第三支部。我任黨總支組織部長。

　　香港分廠的黨組織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成為領導工人運動的戰鬥堡壘，推動和影響了全港的工人運動。這方面袁心德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袁心德同志調離香港後，上級黨又派來了吳有恆、楊康華和鐘明等領導同志，他們也為我廠黨組織的發展，工人的鬥爭作出了貢獻。

　　§5．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鬥爭

　　香港分廠的黨組織建立起來後，活動是秘密的，開會都在野外。我們一般利用星期天，裝作郊外旅遊，約好一個集中地，帶些吃的東西，碰到熟人就說一起玩玩的。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學習討論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交流各車間工人的情況，團結工人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

　　黨支部成立不久，香港印刷業工會中華書局香港分廠工會也正式掛牌成立。

　　1938年12月5日，凹版課工友周浩錫同一個粵籍工友發生口角。第二天，廠方突然宣佈解雇周浩錫。按廠方慣例，一般只作罰金2元或記過一次處分。工人不服，派工會代表朱申臣等與廠方交涉。正巧加印課發生了弄汙3張鈔票的事故，原因是廠方沒有把玻璃窗修好，風吹進來鈔票捲進墨棍被污染了，但廠方要處罰工人，責令停工一天和加倍罰款。工人推夏國鈞同志等代表加印課工人與廠方交涉。這兩件事的巧合，被廠方總監周開甲、王謹士確定為工人預謀的反對廠方的聯合行動。他們向警方報了警。第二天，廠方宣佈「休業4天」。「休業4天」後又通告「休業一周」。

　　12月19日復工的那天，廠方貼出通告，悍然宣佈開除69名工會代表和工友，並勒令他們立即離港返滬。這大大激怒了全廠的職工。

　　這時，黨支部向上級作了彙報。上級黨組織指示我們，現階段的階級鬥爭要服從民族鬥爭，為團結抗日，只能採取和平方式，有理、有利、有節地與資方鬥爭。

　　黨支部聽取了工人意見，其中一位工人黨員叫馮胥平，提出絕食鬥爭的建議。支部感到這種方式難度大，萬一死人怎麼辦。決定先說理，必要時發動絕食鬥爭，並加以充分的組織，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支部決定我和欽家俊組織工作班子，具體領導這場鬥爭。我們組織了宣傳隊、糾察隊，起草了《告全國同胞書》、《告國民政府書》等文告。

　　復工這天，廠方廠門口佈置了警察署派來的衝鋒車，站滿中西捕探，如臨大敵。工人進廠後沒有去上工，而是召開了全體職工大會，推舉欽家俊、餘東明等與廠方交涉，要求廠方收回開除69人的成命。總監周開甲、王謹士拒絕工人要求，一直僵持到中午，各課工友已放工吃飯。凹版、加印兩課工友異常憤怒，宣佈中午不吃飯，以等待廠方收回成命，到傍晚工人繼續以「不吃飯」要求廠方收回成命。廠方毫無姑息之意，工人被迫通過了一個留宿車間絕食鬥爭的決議。凹版、加印課共800多名工人參加了絕食行動。全廠貼滿了「反對廠方無理解雇69人」的標語。有一幅大標語，從屋頂垂到樓下，上書：「絕食待命，事關大眾，死亦光榮」、「要求全體復工」的大字，表達了工人為捍衛自己正當權利的決心。

　　凹版課工友的悲壯行為，感動了全廠工友。檢查、電鍍兩課首先發起慰勞，他們購買麵包，慰問絕食工友。廠方仍然堅持強硬立場，竟說：「餓死了，廠方也不會勸他們進食。」

　　香港華民司威脅要用武力驅逐中華廠工人。

　　絕食48小時後，工人異常憤恨。黨支部開會決定穩定工人情緒。一方面做好工作，一方面保護工人生命。被開除的69名工友，見到千余工人為他們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絕食聲援非常不安，他們排隊到門口勸工友進食。香港各界群眾團體和知名人士得悉真相後，帶著麵包、水果、牛乳等食品來慰問。絕食鬥爭第三天，香港各界送來的慰問品堆積如山。而港府華民司揚言，工人違反香港殖民地保護私有制的法律，罷工有罪。這一天，有個工友暈厥，我們雇救護車馬上送九龍醫院急救。這時，香港《泰晤士報》（英文版）的一個英籍記者到醫院採訪了被搶救的工友顧林生，寫了一篇報道，刊登於當天的《泰晤士報》上。這樣，中華廠絕食鬥爭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港英當局再也無法封鎖消息了。香港各中文報紙，衝破新聞封鎖，全面報道香港中華分廠印鈔工人的絕食鬥爭。消息傳開，震動香港和東南亞。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從延安給我們發來慰問信。香港黨組織決定，如果廠方再堅持頑固立場，便發動全市停工、停水、罷市，支持中華書局印鈔工人的鬥爭。

　　在這種情況下，廠方才被迫接受談判。出席談判的有華民司、勞工司，工人代表有朱申臣、夏國鈞、黃勤初等5人，資方代表陸費逵、周開甲。最後簽訂了三項協議：（1）收回解雇69人的成命，恢復原來工作；（2）承認中華書局工會組織是合法的；（3）不阻礙職工開展抗日救亡工作。這個協議由勞工司向全廠職工傳達。歷經84小時的絕食鬥爭終於以工人的勝利而結束。

　　這次工人的絕食鬥爭完全是廠方所逼，廠方企圖利用生產中發生的事故，無辜開除參加工會的積極分子，反對工人組織工會，打擊進步力量。工人們果敢英勇的鬥爭，粉碎了頑固勢力的陰謀，以自己的生命捍衛了建立工會的合法權益。這場絕食鬥爭，使全廠職工覺悟大大提高，更加團結，工會的威信也提高了。鬥爭中有的工人參加了共產黨組織，黨員人數發展到50多名，其中有粵籍的古妙嬋、張婉華兩位女同志。我廠職工三分之一是女職工，這兩位女同志在女職工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這次鬥爭也是自海員大罷工以來香港工人運動的一次新高潮。黨中央召開「七大」時，要求香港派出「七大」代表參加會議，香港黨組織指定由我廠選派一名代表。我廠總支委員周鐘庠（又名周小鼎）同志作為代表到了延安。

　　在這次鬥爭中，青工湯少林同志（後參加新四軍，光榮犧牲），用他自己的工資，拍攝了當時工人絕食鬥爭的許多照片。這些照片一部分被徐榮生同志保存下來了，現在成了上海總工會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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