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63)_朱亞民

六三

　　§6．一場爭取工人生存權的搏鬥

　　中華書局香港分廠工人取得了絕食鬥爭勝利後，很長時間廠裡比較平靜，沒有發生勞資糾紛。党的工作是開辦讀書班，宣傳抗日救國，組織工友聽茅盾、喬木（喬冠華）、陶行知的報告。

　　但到了1939年五六月份，資方開始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工人施加壓力，大耍陰謀詭計。他們先是請「陰陽先生」來廠「看風水」，胡說什麼工人罷工鬧事是因為「風水」不好，補「風水」的辦法是加高圍牆，圍牆上要再架電網。當時我們覺得好笑，平日一向講科學的廠長經理怎麼也相信起封建迷信來了，後來才明白這是廠方精心設計向工人開刀的第一步。接著廠方造輿論說由於經濟蕭條，印鈔業務要減少，揚言要停工關廠。本來天天加班的，現在連日工也不能保證。工廠實行計件工資制，開工不足，工人收入減少，只能靠吃積蓄，一部分工人生活發生了困難。而事實上，印鈔任務非常重，根本來不及做，怎麼會關廠呢？廠方減少香港分廠的生產任務，把大量印鈔業務發包給美國、德國的印鈔公司。廠方和國民黨政府為了報復工人，搞垮工會，竟不顧民族大義，工人生計，「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真是無恥之極。另外，一些被廠方收買的工頭、走狗，大肆拉攏腐蝕工人，分化瓦解工人隊伍。例如，一些工賊邀一些工人賭博，贏了是你的，輸了欠帳再賭，削弱工人鬥志。他們還找一些人來做工人家屬的工作，說：「你先生不要去參加工會活動了，否則要害我先生歇生意了，跟他們走我們妻兒老小都要吃苦頭」等等，使一些加入了工會的工友顧慮重重。廠方和國民黨政府的這些陰謀詭計很毒辣，這都是他們全面鎮壓我們工人的輿論和組織準備。

　　1939年8月7日清晨，中華書局香港分廠的四個宿舍——紅墈、九龍，宋皇台和土瓜灣，突然警探密佈。在幾百名警探的守護下，資方貼出一張佈告：本廠印鈔工作完畢，除留若干人辦理善後之外，其餘工人給予兩個月工資的解雇金及單程回滬川資，從即日起全部解雇。次日，以「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總經理陸費逵」名義，又在香港《大公報》、《立報》上刊登「解雇工人」大幅啟事，對全廠1400名職工，來了個「一鍋端」。很顯然，這是蓄謀已久的對廣大工人的瘋狂報復和反撲。

　　為了加強這次鬥爭的領導力量，上級黨組織和印刷業工會，成立了20多人組成的「非常委員會」，直接領導這次鬥爭。「非常委員會」一方面向各界發出呼籲，並電告重慶政府；另一方面派代表與廠方交涉，請求收回成命，恢復全體工友的工作。「八一三」兩周年這一天，全廠被解雇職工開展了「絕食獻金」紀念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的活動。香港《立報》發表了題為《可敬的中華書局被解雇工友》文章，各界輿論「欽佩不已」。8月18日，印鈔工人收到財政部長孔祥熙複電：印鈔之事，續印有期，將來該局仍需用舊工以及熟手。工人代表手持孔電報，要求「續印有期」前的停工期內，給予生活維持費，廠方予以拒絕。

　　我們為尋求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同情和支持，發出了《告國內外同胞書》。由於中華書局的這次大解雇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廠方勾結港府，早已打通了各個關節，香港華民司對我們實施前所未有的「一驅逐、三封鎖」：限令工友于8月31日以前離港；封鎖新聞、封鎖通訊郵電往來、封鎖經濟來源。重慶《新華日報》於1939年9月20日轉載了《告國內外同胞書》，9月30日又發表了《保障我的勞動生活——援助中華書局失業工人》的專題社論。董必武同志在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時，向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提出責問，要求廠方在抗戰期間維護勞動人民正當利益。

　　到11月，鬥爭沒有進展。廠方為了拖垮工人，繼續給工人施加了壓力，對工人宿舍停水、停電，1400多被解雇工人吃住成了大問題。我們針鋒相對，決定用募捐的錢，給工人開大鍋飯。吃大鍋飯的工人和家屬分組編號，由伙食工作隊負責管理。1000多職工，每天開支相當大，光吃白飯，也要10擔米，時值80港元。這筆伙食費，來自法國裡昂工人，新加坡華僑，菲律賓農民以及上海、廣州、香港80多個社會團體職工的募捐。港英當局悍然堵截工友經濟來源，阻止銀行支付募捐款。陸費逵還勾結業主、律師，賄賂警察，對住在工人宿舍的工人強行逼遷。一批警察手執警棍，沖進宿舍，砸職工的家具用品，打罵職工和家屬。黨組織和工會立即給這批工友安排了臨時住處。

　　資方看趕不走工人，便使出新花招，串通「滬上聞人」杜月笙出來調解。我們派出朱申臣、夏國鈞等5名代表到杜公館與陸費逵談判。杜提出廠方補貼每個工人每月12元，共6個月72元作為安家解雇費，工人代表不接受。

　　在談判時，我們擔心他們扣留工人代表。組織上決定由我和王嘉生帶領300多工友，組成請願隊伍，整整齊齊地排隊到杜公館等候。沒有幾分鐘，四輛架著機關槍的裝甲車風馳而至，從車上跳下一大批手執警棍的中西警察。我下令工人原地坐下，不要管他們。這些警察看到我們手無寸鐵，毫無越軌行為，也無可奈何。

　　杜月笙看到外面工人靜坐，怕鬧出事情增加麻煩，趕忙要我們工人代表傳話，要請願隊伍派代表到裡面去談判。請願隊伍推我和王嘉生進杜公館。杜一副大亨的派頭，對我說：「不要急，再等等。」我說：「談判談了三個月了，我們的肚子不允許再等了，請杜先生督促陸經理發給我們三個月工資再談判。」陸就說：「究竟你們中誰是負責的代表。」王嘉生說：「大家派出來的代表，無論那一個都是負責的。他們是談判代表，我們是請願隊伍的代表。我們要求杜先生調解成功。」杜答應繼續調解。我們請願隊伍的意願已經表達，即撤離杜公館。回來時，正巧碰上紅墈船廠工友放工，他們舉手向我們伸出大拇指，表示支持我們。

　　1939年12月15日，港英當局串通流氓勢力開始向解雇工人代表下毒手。朱申臣等13位工友以「有侮辱英皇陛下言論」等莫須有罪名被捕入獄。1940年2月13日，上級黨組織作出「積蓄力量，暫時退卻，復工有困難，爭取多得些解雇費」的撤退決定。港廠工人忍著極大悲痛與資方簽訂了解雇協定。解雇費由原來的2個月增加到6個月，歷時7個月之久的反解雇鬥爭悲壯地結束了。

　　廣大工人通過這場鬥爭，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真面目，也進一步認識到只有跟共產黨走，工人的解放才有希望，中華民族才有希望，中國才有希望。轟轟烈烈的港廠鬥爭結束以後，我們工廠骨幹，奔赴抗日鬥爭第一線，投身于党領導下的武裝抗日鬥爭。我來到了浦東，在那裡，與堅持敵後鬥爭的軍民一起，經歷了六年多淞滬抗日遊擊戰爭的崢嶸歲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