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61)_朱亞民

六一

　　當時，中華書局的印鈔設備和技術在全國也是第一流的。陸費逵重金聘用日本留學的技術專家，在圖樣設計、雕刻製版方面，都有創新。例如「壹圓」正面用「萬古長青」圖，背面用「孔子問禮於老聃」圖。兩面四周配有古色古香的邊框，具有民族傳統文化的造型特色。印鈔工藝從雕刻、製版到凹印、凸印都是流水操作。每個印刷課之間都用鐵絲網隔離，上道工序與下道工序，分工明確，連接嚴密，道道把關，一張也不會有差錯。如果印壞了也可在松香水裡一浸，去掉圖案再印。主持香港分廠的總管是上海印刷廠的周開甲，管理十分嚴格。我們工人遵守操作規程，在生產勞動上是十分認真和負責的。

　　§3．誰來維護工人的利益？

　　上海中華印刷廠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活動的場所之一。1919年，李達同志就在中華書局任編輯工作。大革命時期共產黨非常活躍，廠黨支部和工會，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發揮了先鋒作用。我剛進廠時，廁所裡還能隱約看到「打倒帝國主義」、「共產黨萬歲」標語的痕跡。

　　1931年8月，我進廠不久，廠裡成立了上海市出版業工會中華書局分事務所。當時物價上漲，工會代表要求廠方增加工資。資本家藉口生意不好，拒絕了工人的正當要求。工人提出抗議。資方藉故開除了工會事務所的工人。工會就發動工人抗議和怠工，並組織部分工人到市政府去請願。資本家利用「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許多工人逃難，把工會骨幹開除掉。廠方說：「在上海灘找100只狗不容易，找100個工人可以挑挑揀揀，」還威脅說：「搗蛋的一律不加工資，還要開除。」資本家一方面開除罷工骨幹，另一方面又宣佈把學徒工工資加到9元、11元、13元（滿師）。這一打一拉的手段十分毒辣。那些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人被開除，使我很難過。他們為全廠工人的利益，犧牲了自己的利益。我開始認識到與資本家鬥爭是要冒風險的，要取得勝利，工人團結很重要。工潮以後，廠方把鬧事車間合併，搭起了監視工人的高臺，工人稱之為「望鄉台」。澆字房還請了一個地痞流氓來當拿摩溫，加強對工人的監督。

　　資本家為了剝削、壓迫工人，採取了多種方法。如隨意增加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製造藉口克扣工資等等。為了便於控制工人，一些工頭利用封建宗族和地域觀念，把工人分成「本地幫」、「外地幫」、「蘇南幫」、「蘇北幫」，製造矛盾，挑撥離間，甚至拉幫結派進帖子，拜老頭子，拉攏培植親信，威嚇老實工人，打擊進步職工。他們還在工人中散佈宿命論思想，什麼工人窮是「命中註定」，「先注死，慢注生」，「命中有一千財，睡著也有八百來」，「一身禍福，唯八字生成」，讓工人群眾處於愚昧不覺悟狀態。資本家找藉口要開除一個工人很方便。有一點小過失，就說你違反廠規，或無故曠工。如果什麼把柄也沒有，可以唆使一些流氓找你打架，你被流氓打了，還說你製造事端，違法亂紀。你要提意見，就說你衝撞「先生」，與全班「不合」；工傷就說你「工作過失」；年老體弱，就說你工效低，差錯多，等等，把你一腳踢開。他們對我們工人歧視、蔑視，根本不把工人當人，開口就說「儂那排裡工人懂得啥？！」還把工人說成是些沒有頭腦、無智無識的粗野人物，「沒有說頭，是『阿木林』、『屈死』、『壽頭』」。在舊社會，失業容易就業難。就業了，工人也處於這樣一種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我在上海當工人，看到、聽到、親身感受的是這樣，到了香港也一樣。這就是所謂「自由世界」的「文明窗口」！

　　誰來為我們工人說話，誰來保護我們工人的權益？開始我們認為是政府。發生了勞工糾紛，大家都去找政府。但事實上，無論上海還是香港，政府最終都不是站在工人一邊，而是站在資本家一邊。他們相互勾結，狼狽為奸，保護資本家利益，殘酷打擊和鎮壓工人運動。原因是，這些政府的官員，有的本人就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大買辦，或者是被他們收買的政客。政府也就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大買辦的政府。工人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與官僚、買辦資本家和代表他們利益的反動政府鬥爭。

　　§4．加入中國共產黨

　　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略戰火，我們工人的生活動盪不安。我與夏國鈞等幾個從上海來香港的工人，為應付時局變幻，保護工人自身的利益，經商量後，決定在工人中組織「兄弟會」。「兄弟會」的意思就是工人兄弟團結起來，相互照顧和幫助。

　　「兄弟會」發展很快，凹版、加印、號碼三個課都分別組織了起來。不到兩個月參加的有100人左右。工會正式成立前，在處理勞資糾紛和救助困難的同胞和工友的活動中，兄弟會發揮了很大作用。

　　1937年初，我在香港報紙上看到一條籌備組織香港印刷業工會的消息，高興得不得了，就按報紙提供的籌備組地址，找到了籌備活動小組。我以「朱複」的化名，參加了籌備小組，積極參加印刷工會的籌備工作。我還動員了2名工友與我一起參加活動。1937年6月，香港印刷業工會正式成立，我被選為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當時的香港印刷業工會，會員包括了平版、活版、報館、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等印刷業部門的工人，有廣泛代表性。它的成立標誌著香港印刷工人走上組織起來團結鬥爭的道路。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工人數量多，大多來自富有革命傳統的上海，以後它們就成為香港印刷業工會的一支重要力量。

　　香港印刷業工會成立前後，廠裡接連不斷地發生勞資糾紛。這些糾紛都是資本家加強對工人的壓迫剝削而引起的。1937年9月份，廠方突然宣佈4個新辦法：延長勞動時間，由原來的8個半小時變為9小時；增加定額20％；取消每月2天賞工；取消獎勵金。廠方這幾條都違反了與工人的契約，侵犯了工人的利益，激起臨時短工、檢查課及凹版課的700多名上海工人的強烈反對。工人堅持罷工10天。廠方從上海總廠調來工頭汪寶祥調解，最後以資方讓步而復工。1938年1月，資方強迫工人簽訂新的合同。新合同損害了廣大工人的利益。我們通過與廠方和平交涉，獲得了勝利。

　　由於香港印刷業工會的成立，香港地下黨組織開始注意我廠的工人運動，在工人中公開進行發展工會組織的工作。1938年3月，香港印刷業工會中華書局香港分廠「第三特別支部」正式成立。給予這個「特別支部」稱謂，是因為中華廠工會會員在全港印刷業工會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鬥爭中，我們得到了一個叫袁心德同志的同情和支持。袁心德的公開身份是《大眾日報》記者，實際上是香港地下黨組織職工部領導工運的。他在廠外組織了一個「工友社」的讀書會，組織我廠「兄弟會」的骨幹閱讀進步書刊，例如《解放》、《群眾》雜誌的文章，艾思奇先生的《大眾哲學》等。他利用「讀書會」向工人分析抗日鬥爭形勢，傳播宣傳馬列主義思想。

　　袁心德同志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他與愛人朱兆真（即姚真）一起在廣西從事「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工作。在廣西他們遇到了我廠浦潤泉等工人，浦等是被廠裡調來給李宗仁、白崇禧「鬧獨立」印鈔的。袁心德和朱兆真回到香港搞工運，就是通過浦潤泉的關係來我廠的。他們在《大眾日報》上經常報道我廠工運情況。袁心德同志在我們工人的支持下，還倡辦了《工友》和《僑報》兩份雜誌，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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