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60)_朱亞民

六〇

　　太湖剿匪結束後，我到了轉業幹部速成中學當校長，校部設在現無錫市委機關的所在地。下設江陰、教育學院、亭子橋和常熟四個分校。到這所學校來的，從排級到師級，哪一級幹部都有，而以營、連幹部為最多，團級幹部也不少。我自己也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不久，速成中學結束，學員也全部分配，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留下的師資隊伍，由速成分校校長胡辛石等同志負責，後成為組建現在徐州師範學院的基礎。

　　1954年，我要求轉業到地方工作，經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同志同意，轉業到了江蘇省工業廳。1954年5月至1958年4月，我任江蘇省工業廳副廳長、廳長、工業廳黨組成員，後任黨組書記，也是江蘇省委委員。1958年工業廳分為重工業廳和輕工業廳，我任輕工業廳廳長、黨組書記。1964年2月，我調任蘇北，任鹽城專員公署專員、地委常委，因經常下鄉檢查指導工作，腳又不方便，組織上就把我調回城市工作。1965年9月，我任蘇州市市長、市委副書記。1967年2月任蘇州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8年1月任蘇州市委副書記，1975年11月江蘇省委領導決定我離開領導崗位，1982年正式離休。

　　※附錄一、我早期的工人生活和鬥爭

　　——朱亞民

　　§1．上海的學徒生活

　　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常州戚墅堰石家橋。舊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農村破產，人民貧困。我家和許許多多小城鎮居民一樣，生活極端困難，想方設法到上海去尋出路。祖母、母親在上海先當奶媽，後做傭人。父親在上海碼頭做苦工。幾個叔叔也在上海學生意當工人。我14歲時，虛報了2歲年齡，進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當徒工。

　　上海中華書局，在當時是僅次於商務印書館的大企業。它是辛亥革命後，由浙江桐鄉人陸費逵創辦的。他以「完全華商自辦」為宗旨，出版新學制教科書等與同行業競爭，頗有聲望。

　　中華印刷廠的學徒工，第一年每月工資7元，第二年9元，第三年11元。工作從上午8點到下午5點30分，共8個半小時。超過這個工時是「加班」，下午5點30分到8點30分，為「半夜工」；到晚上9點45分，為「三角得」，即四分之三工資；到11點為「全夜工」。通夜工有半天休息。老師傅的工資相當於最低學徒工的1倍至2倍。鬧工潮後，學徒工工資增加到9元、11元和13元（滿師）三種。

　　我們這些剛從鄉下來上海的學徒工，沒有家庭，廠裡又沒有食堂，吃飯都吃「包飯作」。每月約4元、5元、6元不等，菜一般化，飯能吃飽。中華書局職工大多住在民厚裡、嘉禾裡、正明裡等石庫門房裡。這些住宅都是房地產老闆購地建造的，他們租給二房東後再出租給三房客。一個石庫門洞，要住好多戶人家。有錢的老師傅2個人租一間，也有單獨租一間的。租一間至少在6—8元，相當於我們學徒工一個月工資。我們這些學徒工只能幾個人住一間，每月2元房租，早收夜鋪，連一張床也沒有。

　　從表面上看，我們學徒工每月工資不是很少，但這些工資付了飯錢和房租就所剩無幾了。如果生病歇工就更困難了。零花錢要靠加班工資。我除了身上穿的，有幾件替換衣服，幾乎一無所有，真正是無產者。在上海，像我這樣的學徒工還算好的哩，有的連工作也找不到，或者做些臨雜工，每月拿五六元錢，只能去住棚戶。上海這個國際性大城市，對少數地主、資本家、買辦等有錢人來講確實是天堂，而對大多數勞苦大眾來說，就是地獄。

　　印刷廠工資高的工種，都要有文化的。我文化低，只能做低工種活。自己印的書看不懂，只能看些連環圖畫一類。為了學文化，我與中華廠的一部分工人一樣，上完夜班，就去夜校讀書。為了加8點半那一班，我就到曹家渡的肇基中學去上夜校。因為這個夜校要9點多鐘上課。從工廠到學校要走30—40分鐘，我一下班就跑步趕去，讀完書回家已12點，每月學費2元，相當於我的加班工資。教我們書的也是些失業的窮教師，有的是大學生。我就靠在「夜校」的學習，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礎。那時，中華書局出版的書刊雜誌品種多、範圍廣，我利用休息時間，常到圖版科倉庫裡去看書，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識。

　　§2．　　我在中華印刷廠做學徒時，開始在名片課。1931年8月鬧工潮後，名片課合併到零件課，就到了零件課，主要印刷名片、有價證券、封面、商標等。

　　1932年孔祥熙任中央銀行總裁後，中華印刷廠開始了印鈔工作。我曾被廠裡派到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裡專門印鈔。鈔票是美國印鈔公司印的，我們只是加印「簽字」和「印章」。1934年，中華書局正式承接中央銀行角票印刷。1935年到1938年，中華書局印鈔業務大規模擴展，成了國民黨政府的主要印鈔工廠，這個企業由於孔祥熙控制的股本占多數，實際也成了官僚資本企業。我成了中國第一代的印鈔工人。

　　「一二八」事變後，上海局勢越來越不穩定。中華書局印刷廠加快向香港分廠轉移。香港分廠建于1933年夏，廠址在九龍北帝街即與有名的古跡「宋皇台」和啟德機場很近，占地20餘畝。廠房建築除裝訂課等少數幾處兩層樓外，其餘都是平房。抗戰初期又新建了3000餘平方米的三層樓和其他一些平房，供滬廠印鈔部遷港使用。港廠所用的部分機器從外國購進，部分人員從上海總廠調去。

　　中華印刷廠要轉移香港，開始好多工人不願意去。說香港物價高，有瘴氣。老闆用優惠條件動員工人去。我是1936年9月到香港的。到了香港，上海去的長工，每月工資港元30元到40元，免費住工廠宿舍。像我這樣的長工，帶家眷在香港可勉強生活了。所以，我把愛人潘蘭珍從常州接了來。

　　香港與上海不同的是，香港是自由港。市場物價起伏大。貴了，東西就多起來了；賤了，就少起來了。另外，香港並不限制進步刊物的出版發行，那些進步人士如陶行知、張一麟等經常發表愛國進步言論，不像國統區「沒有槍桿子就沒有發言權」。香港政府表面上不管中國人的事，中國人由華民司管理。有趣的是，我們到了香港後，上海灘上為我廠服務的那些「包飯作」也跟著遷到香港來管我們的飯，價格每月8港元，比上海貴了些。

　　到了香港分廠，我在輔票課工作。中央銀行的鈔票原來都是美國鈔票公司、德國德納羅公司、英國華德羅公司印的，中華書局開始只印輔票（角票）。中華分廠印鈔部遷到香港後，由於孔祥熙的關係，中央銀行的部分鈔票慢慢地轉移到我們工廠來印。但開始印的是1元版，10元版還是美國印的，我們還只加印印章和簽字。抗戰開始以後，中華書局香港分廠事實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主要印鈔工廠，是國民黨政府金融機構的要害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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