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55)_朱亞民

五五

　　※第十四章　肅特和剿匪鬥爭

　　§1．上海養傷

　　我在七寶負傷後，浙東區黨委和支隊領導十分重視。開始不知道是粉碎性骨折，就在青浦諸翟鎮附近鄉下養傷，請了幾個土醫生，幾經治療沒有見效。我躺在老百姓家裡，老牛從場上牽過，連牛蹄子的移動，傷口都要震痛。

　　上海地下党領導非常關心我的傷勢，與支隊部領導商量決定派陳祥生同志用小汽車把我從鄉下接到上海醫治。他們把車子停靠在青滬公路上。支隊部派兩個農民把我抬到公路邊並送上了車。我身上穿了一身汗衫短褲，只帶了一支派克金筆，其他什麼也沒有。為了便於掩護，負責照料我的陳祥生同志（解放後第一任《解放日報》社社長）要我再次化名。我想我們幹革命的反正是「百家姓」，就從《百家姓》開頭的「趙錢孫李」諧音中，隨便叫了個「趙全生」，這樣也比較好記。到上海後，組織上安排我在上海英租界徐家匯東南醫科學校附屬醫院治療。公開說法是摔壞的。

　　經過化驗，原來我是被敵人用法國造的帶毒步槍子彈打傷的。負傷時在公路旁邊的水溝裡浸了浸，翻過公路後又泡了泡，傷口被細菌感染了，一直不能癒合，變成了慢性骨髓炎。醫生要我鋸腿，但我堅決不同意，因為那時我還想回部隊打仗。

　　不久我發現，醫院裡負責打掃我病房的「茶房」，對我非常注意，一連三天都仔細地看我。第一天，因我臉朝外睡，他看得比較清楚。第二天，我側身面向裡躺著，他來打掃時竟走到我的身邊，又仔細地看了看。這時我覺得這個人有點奇怪，也對他有了警惕。第三天他進來後，對我看得就更仔細了，還故意同我攀談起來，問：「先生，尊姓？」我不答理他，他又問了一句。我就說：「姓趙，叫趙全生。」「噢，趙先生！」他說畢，就退了出去。我想這傢伙為啥老是盯牢我呢？大概他認識我，可是我怎麼也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誰。我估計可能過去被我們俘虜過，後來才改行到醫院裡當茶房的。這個傢伙出去後，就向醫務主任報告說：「這個人我認識，是新四軍，不叫趙全生。」正巧這個科的主治醫生是上海地下黨的發展對象，我住院的情況他是知道的。他一聽茶房的報告，急得沒有辦法，也顧不得地下工作的紀律了，就直接向我講明瞭所發生的一切，並問我「怎麼辦？」我說：「必須立即轉移。」並叫他馬上找關係，向上級報告。經上級同意後，我被轉移到了在紅十字會工作的唐祖英同志家裡。

　　唐祖英是紅十字會的開刀房護士，她丈夫是江南造船廠地下黨員林鏞同志，家住在南市區的一條弄堂裡。對外說我是她鄉下的親眷，摔壞了腳，來上海看病。她是外科護士，天天給我換藥。唐祖英住的弄堂房子，人家很多，我傷口很痛，哼都不敢哼一聲，生怕找來麻煩。唐祖英的母親十分熱情，也主動來照顧我。

　　但我的腿傷仍然化膿，上海党領導決定我再住院治療。他們通過關係，乾脆將我以國民黨受傷軍官的身份，送進法租界的上海醫院。顧複生同志的外甥女魏允慈同志（地下黨員）在那裡當護士長。組織上給我開了一個特別房間，派了一位名叫尹榆仙的護士，做我的特別護理工作。

　　上海的醫界當時分英美派和德日派。紅十字醫院的朱連忠是英美派，寶隆醫院外科主任謝家樹是德日派。他們在治療護理方面各有特點。這兩派的醫生，組織上都請他們給我看過，還開了幾次刀，取出一些碎骨。那些醫生開始也講要鋸腿，說這樣能保證3個月出院，但我堅決不同意。組織上的意見也是儘量將腿保留下來，不到萬不得已不鋸腿。為此，組織上不惜一切代價，花一萬元偽幣一個單位的重金，買來了由重慶走私來的盤尼西林（即青黴素）。這種藥不像現在那樣使用方便，那時還要放在冰箱裡保存，而且打針必須由主治醫生親自動手。這種藥效果確實很好，打了幾針，傷口就停止化膿，慢慢地開始收口了。

　　有一天，國民黨軍隊突然把上海醫院團團包圍起來。魏允慈同志急忙向我報告，我也以為自己暴露了身份。我一面勸魏不要著急，一面向她交代後事，並把我唯一的財產——一支派克金筆交給她，叫她趕快離開這裡，萬一我出事，就去向顧複生彙報。我自己那時確實毫無辦法，就作了最壞的打算，也就是革命到底了。

　　誰知敵人不是沖我來的，而是因分贓不勻來找國民黨上海憲兵隊長薑鵬飛算帳的。薑在接收上海日偽資產時發了橫財，國民黨軍部的一些人因為撈得少了，所以要找他算帳。薑害怕了，裝病住進了上海醫院，正好住在我上面的一層。聽說薑後來不得不「出院」，把接收上海時撈到的金條平分之後才作罷。真是虛驚一場。

　　但我住在這樣的醫院裡，開支實在太大。住一天差不多要花一個連一個月的供給。我們部隊正在發展，經費很困難，自己負了傷還要組織上花那麼多錢，我實在是於心不忍。另外，我明明是個無產的勞動者，卻偏偏要擺出一副闊老爺的排場。同志們來看我，必須手持鮮花，有的還要汽車進出，如果是女同志，還要特地燙了發來。對這樣的生活，精神壓力很大，內心很不安。儘管傷口還沒有痊癒，我堅決要求離開上海，到解放區去。

　　在發生了上述那個情況之後，組織上才同意了我的要求。當時，腿上的夾板還未拆除，但撐兩根拐杖可以走走。臨走時，組織要給我一些錢，我堅決不要，又要我帶只熱水瓶，我也沒有要。

　　把我送出上海到蘇北也是十分困難和危險的，一定要在我們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站崗時才能出去，還必須直接送到吳淞海關，到了那裡又要有我們打入巡捕房的巡捕接應上船。上海地下黨安排得真是萬無一失。他們派了龔定中同志負責護送。龔通過關係借到一輛有軍統特別通行證的小轎車，把我從醫院裡接出來，帶了武器一路護送。與我同去蘇北的還有兩位上海女青年，是參加革命的姐妹倆，大的叫王禾奇，小的叫王禾升。組織分配她們到蘇北部隊做醫務工作。我們經吳淞口到蘇北的季家市港口登陸。我們上了岸，老龔把我們交給交通站後，就返回上海。

　　我從1945年8月負傷，送到上海，轉移到蘇北，前後有半年多時間。到蘇北時，已是1946年的初夏，麥子也已登場了。

　　§2．北撤途中的艱辛

　　接著，在組織安排下，我被擔架抬著，從季家市出發，經水陸交通到達淮安。在淮安，華中局聯絡部長楊帆接待了我，並將我安排到淮安傷兵醫院。

　　從此，我拖著一條傷殘未愈的腿，開始了我意想不到的艱辛的長途跋涉。我從另一個側面認識了我們的這支隊伍和滋養我們的人民。

　　淮安傷兵醫院設在一所破廟裡，用木板在下面墊上幾塊磚頭就算是床鋪了。醫院設施和生活、衛生等條件都很差。住在那裡的傷員都穿制服，只有我是穿著便衣的。傷病員們不知我是什麼樣的人物，又沒有一個熟悉的人，連大小便都得自理，加上一路上的顛簸，沒有癒合的傷口又開始惡化了。經過幾天時間，與傷員們接觸交談之後，他們才知道我是從遊擊區出來的，出於階級的同情心和革命大家庭的友愛精神，那些輕傷員們主動幫我打飯，扶我大小便。這時，姜傑同志調在華中局工作。他是張鼎丞的秘書，知道我住在淮安傷兵醫院後，就特地來看望我。他回去後把我的情況向張鼎丞司令員作了彙報。不久，我轉到了湖心寺的和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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