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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到死(1)


  押送偽滿戰犯的蘇聯列車,於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到達了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車站。負責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訴我,向中國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辦。他勸我安心地睡一覺。

  從伯力上車時,我和家裡的人分開了,被安置在蘇聯軍官們的車廂裡。他們給我準備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說了不少逗趣的話。儘管如此,我仍然覺得他們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便沒有命了。

  在對面臥鋪上,阿斯尼斯大尉發出了均勻的呼吸聲。我睜著眼睛,被死亡的恐懼攪得不能入睡。我坐起來,默誦了幾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剛要躺下,站台上傳來了越來越近的腳步聲,好像走來了一隊士兵。我湊近車窗,向外張望,卻看不見人影。皮靴步伐聲漸漸遠去了,只剩下遠處的燈光在不祥地閃爍著。我歎了口氣,縮身回到臥鋪的犄角上,望著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記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時說的幾句話:「天亮就看見你的祖國了,回祖國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你放心,共產黨的政權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國的黨和人民氣量是最大的。」

  「欺騙!」我惡狠狠地瞅了躺在對面臥鋪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經打起鼾來了。「你的話,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騙!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樣,太陽一出來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實!」

  那時在我的腦子裡,只有祖宗而無祖國,共產黨只能與「洪水猛獸」聯繫著,決談不上什麼文明。我認為蘇聯雖也是共產黨國家,對我並無非人道待遇,但蘇聯是「盟國」之一,要受到國際協議的約束,不能亂來。至於中國,情況就不同了。中國共產黨打倒了蔣介石,不承認任何「正統」,對於我自然可以為所欲為,毫無顧忌。我在北京、天津、長春幾十年間聽到的宣傳,所謂「共產黨」不過全是「殘酷」、「兇惡」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蔣介石對我還仇恨百倍。我到了這種人手裡,還有活路嗎?「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來年,現在我認為「賴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種各樣恐怖的設想中度過了一夜。當天明之後,阿斯尼斯大尉讓我跟他去見中國政府代表的時候,我只想著一件事:我臨死時有沒有勇氣喊一聲「太祖高皇帝萬歲」?

  我昏頭脹腦地隨阿斯尼斯走進一間廂房。這裡坐著兩個中國人,一位穿中山裝,一位穿草綠色的沒有銜級的軍裝,胸前符號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個字。他們倆站起身跟阿大尉說了幾句話,其中穿中山裝的轉過身對我打量了一下,然後說:「我奉周恩來總理的命令來接收你們。現在,你們回到了祖國……」

  我低頭等著那軍人給我上手銬。可是那軍人對我瞅著,一動不動。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個多小時之後,我這樣想著,跟阿斯尼斯走出車廂,上了站台。站台上站著兩排持槍的兵,一邊是蘇聯軍隊,一邊是個個都佩戴著那種符號的中國軍隊。我們從中間走過,上了對面的列車。在這短暫的片刻時間內,我想起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就是由戴這種符號的人消滅的。我現在在他們眼裡,大概連個蟲子也不如吧?

  進了車廂,我看見了偽滿那一夥人,看見了我家裡的人。他們規規矩矩地坐著,身上都沒有鐐銬和繩索。我被領到靠盡頭不遠的一個座位上,有個兵把我的皮箱放上行李架。我坐下來,想看看窗外的大兵們在幹什麼,這時我才發現,原來車窗玻璃都被報紙糊上了;再看看車廂兩頭,一頭各站著一個端衝鋒槍的大兵。我的心涼下來了。氣氛如此嚴重,這不是送我們上刑場又是幹什麼呢?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每個人的臉上都呈現出死灰般的顏色。

  過了不大功夫,有個不帶任何武器的人,看樣子是個軍官,走到車廂中央。「好,現在你們回到祖國了。」他環視著犯人們說,「中央人民政府對你們已經做好安排,你們可以放心……車上有醫務人員,有病的就來報名看病……」

  這是什麼意思呢?祖國,安排,放心,有病的看病?呵,我明白了,這是為了穩定我們的心,免得路上出事故。後來,幾個大兵拿來一大筐碗筷,發給每人一副,一面發一面說:「自己保存好,不要打了,路上不好補充。」我想,看來這條通往刑場的路還不短,不然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早餐是醬菜、鹹蛋和大米稀飯。這久別的家鄉風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間一大桶稀飯全光了。大兵們發現後,把他們自己正要吃的一桶讓給了我們。我知道車上沒有炊事設備,他們要到下一個車站才能重新做飯,因此對大兵們的這個舉動,簡直是百思不得一解,最後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反正他們對我們不會有什麼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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