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我不認罪

我不認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學習，我的思想根本不起變化，認罪自然更談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國罪的。但我對這件事，只看做是命運的偶然安排。「強權就是公理」和「勝者王侯敗者寇」，這就是我那時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該負什麼責任，當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麼思想，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思想必須改造。

　　為了爭取擺脫受懲辦的厄運，我採取的辦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決定我命運的是蘇聯，那麼就向蘇聯討好吧。於是我便以支援戰後蘇聯的經濟建設為詞，向蘇聯獻出了我的珠寶首飾。

　　我並沒有獻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來，並讓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進一個黑色皮箱的箱底夾層裡。因為夾層小，不能全裝進去，就又往一切我認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連肥皂裡都塞滿了，還是裝不下，最後只好把未裝下的扔掉。

　　有一天，蘇聯的翻譯和一個軍官走進大廳，手裡舉著一個亮晃晃的東西向大家問道：「這是誰的？誰放在院子裡的廢暖氣爐片裡的？」

　　大廳裡的抑留者們都圍了過去，看出軍官手裡的東西是一些首飾。有人說：「這上面還有北京銀樓的印記呢，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我立刻認出來，這是我叫侄子們扔掉的。這時他們都在另一個收容所裡，我也就不去認帳，連忙搖頭道：「奇怪，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不料那翻譯手裡還有一把舊木梳，他拿著它走到我跟前說：「在一塊的還有這個東西。我記得，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張起來，連忙否認說：「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這兩個蘇聯人沒辦法，怔了一陣，最後只好走了。他們可能到現在還沒弄清楚，我這個人到底是什麼心理。其實我只有一個心理，這就是伯承認了這件事會引起他們對我的猜疑，所以我採取了一推二賴的辦法。我推得竟這樣笨，不由得不使他們發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飾，還放在爐子裡燒了一批珍珠。在臨離開蘇聯之前，我叫我的傭人大李把最後剩下的一些，扔進了房頂上的煙囪裡。

　　我對日本人是怨恨的。蘇聯向我調查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時，我以很大的積極性提供了材料。後來我被召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我痛快淋漓地控訴了日本戰犯。但我每次談起那段歷史，從來都不談我自己的罪過，而且盡力使自己從中擺脫出來。因為我怕自己受審判。

　　我到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間。我共計出庭了八天，據說這是這個法庭中作證時間最長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聞，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獵奇為能事的報紙上的頭等消息。

　　證實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說明日本如何利用我這個清朝末代皇帝為傀儡，以進行侵略和統治東北四省，這是對我作證的要求。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證來，我感到很遺憾。由於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說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惡事實，但是為了給自己開脫，我在掩飾自己的罪行的同時，也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的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以致沒有將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徹底的揭露。

　　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以我為首的那個集團的秘密勾結，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開始了的。日本人對我們這夥人的豢養。培植，本來也是公開的秘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這夥人的公開投敵，就是與日本人長期勾結的結果。我為了開脫自己，卻回避了這個問題，只顧談了我怎麼被逼和受害。

　　外邊的帝國主義和裡邊的反動勢力的勾結，跟任何黑幫搭夥一樣，內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卻把這類事說成好像是善與惡的衝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幾次表現了激動。談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時，一個日本律師向我提出，我攻擊了日本天皇的祖宗，這很不合乎東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猶忿忿不已。提起了譚玉齡之死，我把自己的懷疑也當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實，並且悲忿地說：「連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殺害！」固然，這時我的心情是激動的，但同時，我更願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個被迫害者。

　　被告的辯護人為了減輕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許多辦法來對付我，企圖降低我的證言價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證人資格。當然，他們是失敗了；即使他們真把我全否定了，也無法改變被告者的命運。但是如果他們是在利用我的畏懼懲罰的心理，使我少談真相，那麼他們是達到了部分目的。我還記得在我歷數日本戰犯的罪行之後，一個美國律師對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終究要受中國政府的裁判的！」他這話確實打中了我的要害，說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於這種心理，才把投敵叛國說成是被綁架的結果的。我把我與日本的勾結，一律否認，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給南次郎寫的信時，我也堅決否認，說成是日本人偽造的。我掩蓋了這件事，也掩蓋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陰謀手段，所以到頭來還是便宜了日本軍國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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