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放不下架子

放不下架子

　　在蘇聯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終沒有放下架子。我們後來移到伯力收容所，這裡雖然沒有服務員，我照樣有人服侍。家裡人給我疊被、收拾屋子、端飯和洗衣服。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叫我「皇上」，便改稱我為「上邊」。每天早晨，他們進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請安。

　　剛到伯力郊外的時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從樓上下來。樓梯底下椅子上坐著一個從前的「大臣」，他見了我，眼皮也沒抬一下。我心裡很生氣，從此就不想下樓了。每天呆在樓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念經上。不過一般說起來，那些偽大臣大多數對我還是保持尊敬的。舉例說，在蘇聯的五年，每逢過舊曆年，大家包餃子吃，第一碗總要先盛給我。

　　我自己不幹活，還不願意我家裡這些人給別人幹活。有一次吃飯，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擺檯子，就叫我給禁止住了。我的家裡人怎麼可以去伺候別人！

　　一九四七—四八年間，我家裡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個收容所裡，這是我第一次跟家裡人分開，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蘇聯當局很照顧我，容許我單獨吃飯。可是誰給我端飯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奮勇，他不僅給我端飯，連洗衣服都願替我代勞。

　　為了使我們這批寄生蟲，做些輕微的勞動，收容所給我們在院子裡劃出了一些地塊，讓我們種菜。我和家裡人們分得一小塊，種了青椒、西紅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很覺得新奇，於是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而且澆得很有趣味。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於我很愛吃西紅柿和青椒。當然，我常常想到，這到底不如從菜鋪裡買起來方便。

　　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並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黨史》。講的人莫名其妙，聽的人也胡裡胡塗。我自己心裡只是納悶，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假如不讓我留在蘇聯，還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這兩本書，又有什麼用？

　　「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坐在講桌旁邊一個特殊的座位上，總是一邊聽「教員」結結巴巴地講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幾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麼個吃法？」……

　　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聽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晚飯後，是自由活動時間，卻另是一個樣：走廊的一頭是幾桌麻將；另一頭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樓上日本戰犯那裡傳來「烏烏烏」的日本戲調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擺起測字攤，四面圍著一群人，訊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家裡發生什麼事沒有。還有些人在臥室裡偷著扶乩，問的全是有關回家的問題。最初幾天，門外的蘇聯哨兵被吵聲驚動，曾經十分驚奇地瞅著這群人，直搖腦袋，後來連他們也習慣了。

　　在這種時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裡，搖我的金錢課，念我的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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