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幻想的破滅(2)

幻想的破滅(2)

　　日本在東北實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時候，在「國務會議」上要通過法案，規定按地價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價強購東北農田，有些「大臣」如韓雲階等一則害怕造成「民變」，另則自己擁有大量土地，不願吃虧，因此表示了反對。這時張景惠卻出來說話了：「滿洲國土地多的不得了，滿洲人是老粗，沒知識，讓日本人來開荒教給新技術，兩頭都便宜。」提案就此通過了。「兩頭便宜」這句話於是又被日本人經常引用著。後來，「糧穀出荷」加緊推行，東北農民每季糧食被徵購殆盡，有些「大臣」們因為徵購價過低，直接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在「國務會議」上藉口農民鬧饑荒，吵著要求提高收購價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幹，張景惠於是對大家說：「日本皇軍賣命，我們滿洲出糧，不算什麼。鬧饑荒的勒一下褲腰帶，就過去了。」「勒腰帶」又成了日本人最愛說的一句話，當然，不是對他們自己說的。關東軍司令官不斷地對我稱讚張景惠為「好宰相」，是「日滿親善身體力行者」。我當時很少想到這對我有什麼意義，現在有了淩升的榜樣，在兩者對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淩升事體」過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會見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縱成立了「內蒙自治軍政府」偽組織的德穆楚克棟魯普。他原是一個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時，他曾送錢給我，送良種蒙古馬給溥傑，多方向我表示過忠誠。他這次是有事找關東軍，乘機取得關東軍司令官的允許，前來看望我的。他對我談起這幾年的經歷和成立「自治軍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覺地發開了牢騷，埋怨他那裡的日本人過分跋扈，說關東軍事先向他許了很多願，到頭來一樣也不實現。尤其使他感到苦惱的是自己樣樣不能做主。他的話勾起了我的牢騷，不免同病相憐，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關東軍派到我這裡專任聯絡的參謀，即以後我要談到的「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走來板著臉問我：「陛下昨天和德王談了些什麼？」

　　我覺得有些不妙，就推說不過是閒聊而已。

　　他不放鬆我，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不滿了沒有？」

　　我心裡砰砰跳了起來。我知道惟一的辦法就是堅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一連幾天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只有兩個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功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有的機器。我沒有找到什麼機器，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不能否定，於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懂得的事就比「淩升事件」告訴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來人說真心話，我對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實上，自從我訪日回來發表講演之後，主動來見的人即逐漸減少，到德王會見之後，更近於絕跡。到了一九三七年，關東軍更想出了一個新規矩，即每逢我接見外人，須由「帝室御用掛」在旁侍立。

　　進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緊張。

　　在「七七」事變前這半年間，日本加緊了準備工作。為了鞏固它的後方基地的統治，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愛國活動，進行了全面的鎮壓。一月四日，以「滿洲國皇帝敕令」頒行了「滿洲帝國刑法」，接著便開始了「大檢舉」、「大討伐」，實行了「保甲連坐法」，「強化協和會」，修「警備道」，建「碉堡」，歸屯並村。日本這次調來大量隊伍，用大約二十個日本師團的兵力來對付擁有四萬五千餘人的抗日聯軍。與此同時，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國會會員，搜捕一切被認做「不穩」的人。這一場「大檢舉」與「大討伐」，效果並不理想，關東軍司令官向我誇耀了「皇軍」威力和「赫赫戰果」之後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規模調兵遣將（後來知道是七十萬日軍和三十萬偽軍），舉行了新「討伐」，同時據我的親信、警衛處長佟濟煦告訴我，各地經常有人失蹤，好像反滿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從關東軍司令官的談話中，從「總理大臣」的例行報告中，向來是聽不到什麼真消息的，只有佟濟煦還可以告訴我一些。他曾經告訴過我，關東軍司令官對我談的「討伐」勝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滅的「土匪」也很難說是什麼人。他說，他有個被抓去當勞工的親戚，參加修築過一件秘密工程，據這個親戚說，這項工程完工後，勞工幾乎全部遭到殺害，只有他和少數幾個人倖免於難，逃了出來。照他看來，報紙上有一次吹噓某地消滅了多少「土匪」，說的就是那批勞工。

　　佟濟煦的故事說過不久，給我當過英文翻譯的吳沆業失蹤了。有一天溥傑來告訴我，吳是因為在駐東京大使館時期與美國人有來往被捕的，現在已死在憲兵隊。還說，吳死前曾托看守帶信給他，求他轉請我說情，但他當時沒有敢告訴我。我聽了，趕緊叫他不要再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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