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幻想的破滅

幻想的破滅(1)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擴軍備戰，特別是加緊了全面侵華的部署和後方的準備。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在華北連續使用武力和製造事變，國民黨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簽訂了出讓華北控制權的「何（應欽）梅（津）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等密約，聽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內蒙自治軍政府」等等偽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並且對國人頒佈了「效睦鄰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嚴懲之禁令。這樣，日本在關內的勢力有了極大的加強，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時間一到，五省即可徹底變色。我在前面說過，這正是關內關外復辟迷們躍躍欲試的時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極」前後得意忘形的時候。然而，日本在張牙舞爪於關內的同時，它在「滿洲國」內也正採取著步步加緊的措施，這些措施終於臨到我這「皇帝」的頭上。

　　在東北徹底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公平地說，漢奸們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這個措施不僅使復辟迷們得到了一定心理滿足，而也成了一次發財的機緣，自鄭孝胥以下的大漢奸都得到一筆自五萬至六十萬不等的「建國功勞金」，總數共為八百六十萬元（以後每逢一次大規模的掠奪，如「糧穀出荷」、「獻金報國」等等，必有一次「獎金」分給上自「總理大臣」下至保甲長）。我現在不想對日本的各種措施做全面的敘述，只把我恢復祖業思想的幻滅以及深感恐懼的事情說一說。

　　按情理說，日本關東軍在決定帝制時正式告訴我不是恢復清朝，在「登極」時不准我穿龍袍，在決定「總理大臣」人選時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見，我就該明白了我的「尊嚴」的虛假性，但是我卻由於過分「陶醉」，竟沒有因此而清醒過來。使我開始感到幻滅滋味的，還是「淩升事件」。

　　淩升是清末蒙古都統貴福之子，原為張作霖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署顧問。他是在旅順的「請願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國元勳」之內。事件發生時他是偽滿興安省省長。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關東軍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據關東軍派來的吉岡安直說，他有反滿抗日活動，但是據佟濟煦聽來的消息，卻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長聯席會上發過牢騷，以致惹惱了日本人。據說他在這次會上，抱怨日本關東軍言行不一，說他在旅順時曾親耳聽板垣說過，日本將承認「滿洲國」是個獨立國，可是後來事實上處處受關東軍干預，他在興安省無權無職，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開過這個會，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聽到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半年前我剛剛與他結為親家，我的四妹與他的兒子訂了婚。我正在猶豫著，是不是要找關東軍說說情的時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駐「滿」大使植田謙吉先找我來了。

　　「前幾天破獲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認得的，興安省省長淩升。他勾結外國圖謀叛變，反對日本。軍事法庭已經查實他的反滿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驚。

　　「死刑。」他向他的翻譯點頭重複一遍，意思是向我說清楚。然後又對我說：「這是殺一儆百，陛下，殺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後，關東軍吉岡安直參謀又通知我，應該立刻跟淩升的兒子解除四妹的婚約。我連忙照辦了。

　　淩升被處決時，使用的是斬首之刑。一同受刑的還有他的幾個親屬。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被日本人殺害的顯要官員，而且還是剛跟我做了親家的。我從淩升跟我攀親的舉動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於我的人，而關東軍衡量每個人的惟一標準卻是對日本的態度。不用說，也是用這統一標準來看待我的。想到這裡，我越發感到植田「殺一儆百」這句話的陰森可怕。

　　我由此聯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為圖謀復辟清朝而奔波於關內關外，如康有為的徒弟任祖安，我從前的奏事官吳天培等，引起了關東軍的注意。關東軍曾就此向我調查。「淩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歡這類事的，還是要多加小心為是。

　　日本人喜歡什麼？我自然地聯想到一個與淩升命運完全不同的人，這就是張景惠。這實在是日本人有意給我們這夥人看的兩個「榜樣」。一福一禍，對比鮮明。張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歡心，代替了鄭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這位「鬍子」出身的「總理大臣」的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賞識，可以從日本人傳誦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總務廳長官在國務會議上講「日滿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為日本掠奪工礦原料行為的「道義」根據，臨末了，請「總理大臣」說幾句。張景惠說：「咱是不識字的大老粗，就說句粗話吧：日滿兩國是兩隻螞冷（蜻蜓）拴在一根繩上。」這「兩隻螞冷一根繩」便被日本人傳誦一時，成為教訓「滿」籍官員的「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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