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三次做「皇帝」(4)

第三次做「皇帝」(4)

　　總之，還未上岸，我已受寵若驚。我不僅對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驚異，我還把這看做是對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幫助。過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誤會了。

　　到了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我，並為我設宴。在我拜會他們後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見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賀，又同格仁一起檢閱了軍隊。我還參拜了「明治神宮」，慰問了日本陸軍醫院那些侵略中國挨了打的傷兵傷官。我到裕仁的母親那裡，獻了殷勤。日本報紙曾報道過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攙扶了日本皇太后，這和我在長春宮內府中，攙我父親上臺階有著同樣的心情。其實，我還從來沒有攙扶過自己的父親，如果問到我攙扶裕仁的母親的心情，坦白地說，那純粹是為了巴結。

　　最後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車站向我送別，他致歡送詞說：「皇帝陛下這次到日本來，對於日滿親善，是有重大貢獻的。我國天皇陛下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結地回答道：「我對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國民的熱誠歡迎，實是感激已極。我現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的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我對這件事，是抱有確實信心的。」

　　臨登船出發時，我請擔任接待的林權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親致謝，這時我居然兩眼含滿了無恥的眼淚，這樣一弄，把那個老頭子也給逗哭了。回想起來，我連一點中國人味也沒有了。

　　日本皇室這次對我的招待，使我頭腦更加發熱，感到自從當了皇帝之後，連空氣都變了味。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個邏輯：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

　　在這種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長春，立即發表了充滿諛詞的「回鑾訓民詔書」，同時請來新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南次郎大將，向他發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興高采烈地參加了裕仁的生日的慶祝會，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諭，把在長春的所有簡任職以上的官吏，不論中國人日本人全召來，聽我訓話，發表訪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沒有和日本人商議，也沒預備講話稿，到了時候卻口若懸河。我講了訪日的經過，繪形繪聲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對我的招待，講了日本臣民對我的尊敬。然後大發議論。

　　「為了滿日親善，我確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滿洲人有不利於日本者，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如果有不忠於滿洲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

　　我想的實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長春不到一個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會見中，告訴我「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需要讓他養老，換一位總理大臣。關於日本不滿意鄭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聞，正想找機會趕走他，現在南次郎提出這事，我立時不假思索地說，讓鄭退休，我完全同意，總理之職可以由臧式毅繼任。我以為聽了我兩次「日滿親善論」的南次郎一定會遵命的，誰知竟碰了釘子，他向我搖頭說：「不，關東軍已考慮妥了合適的人選，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讓張景惠當總理大臣好了。」

　　鄭孝胥不久前在他主辦的「王道書院」裡發了一次牢騷。他向聽課的人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它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這話惹惱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腳踢開。他後來連存在銀行裡的「建國功勞金」也取不出來，想遷離長春也不得准許，在憲兵隊的監視下，只能在家裡寫寫字，做做詩。這個連骨頭都被「共管」蟲子蛀透了的「詩人兼書法家」，三年之後，終於懷著未遂之願暴死于長春。他的兒子鄭垂也是暴卒的，早於他三年。據傳說，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傳聞不確，他的下場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復祖業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後，即日本全面侵華的前夕，才漸漸明白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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