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國聯調查團報告書》(2)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2)

　　調查團員們一齊微笑點頭，再沒問什麼。然後我們一同照相，喝香擯，祝賀彼此健康。調查團走後，板垣的青白臉泛滿了笑意，讚不絕口地說：「執政閣下的風度好極了，講話響亮極了！」鄭孝胥事後則晃著禿頭說：「這些西洋人跟臣也見過面，所談都是機會均等和外國權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論》上刊出了駒井的一篇文章，鄭垂把譯文送來不久，《調查團報告書》也到了我手裡，這兩樣東西，給了我一個統一的印象，正如鄭氏父子所判斷的，調查團所關心的是「機會」與「門戶」問題。

　　駒井的文章題為《滿洲國是向全世界宣稱著》，內容是他與李頓等人會見的情形。現在鄭垂的譯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於一篇不高明的譯文，是陳彬龢編印的《滿洲偽國》裡的。文章中說，李頓第一個向他提出問題：「滿洲國的建設不稍嫌早些麼？」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後是——

　　其次麥考益將軍問：「滿洲國宣揚著門戶開放主義，果真實行了麼？」我立即回答說：「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是滿洲立國的鐵則。門戶開放政策，在昔圍繞著中國的諸國中，美國是率先所說的精神。但這主義政策是列國之所倡，中國本身是抱著門戶閉鎖主義，我們果在中國的何處可以看到門戶開放的事實？現在我們以極強的鑰匙使滿洲國門戶開放，我們只有受諸君感謝，而沒有受抗議的道理……不過我須附帶聲明的，就是關於國防事業斷不能門戶開放，即在世界各國亦斷無此例。」

　　李頓再詢問：「滿洲國實行著機會均等麼？」

　　我略不躊躇地說：「機會均等，貴國在中國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葉，中國內政極度糜爛，幾全失統一之際，羅浮脫·赫德提議清廷說，倘然長此以往，中國將完全失其作用於國際間，不如依賴西洋人，海關行政，亦有確定之必要。於是清朝立即任命羅浮脫·赫德為總稅司，海關行政方得確立。由於海關上使用著許多英、法、日等國人，在中國被認為是最確實的行政機關，因此列強借款給中國，中國道得在財政上有所彌補。英國人曾以海關為施行機會均等之所，但是我們日本人，要想做這海關的事務員，則非受等於拒絕的嚴格的英語試驗不可。

　　「……我們滿洲國，是滿洲國人和日本人協力而建設的國家，因之新國家的公文，均以滿洲國語和日本語發表。所以任何國人，金能完全使用滿日兩國語言，並能以滿洲國所給與之待遇為滿足，則我們當大大的歡迎。這就是我所說的機會均等。」

　　我繼續著問：「你們各位還有旁的詢問麼？」

　　旁的人都說：「此外已無何等詢問的必要了，我們已能充分理解了滿洲國的立場，愉快之至！」

　　國聯調查委員在離開新京時，我送到車站上，那時候李頓握了我的手小聲地說：「恭祝新滿洲國之健全的發達！」同時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別了。

　　這次談話，使鄭孝胥父子感到了極大的興奮，鄭垂甚至估計到，國聯很可能做出一個國際共管滿洲的決議來。後來調查團的報告書公佈出來，使鄭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調查團的報告書中所代表的國聯，正是以鄭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種中國的管理者的態度出現的。報告書明白地說：「目前極端之國際衝突事件，業經中國再度要國聯之干涉……中國遵循與國際合作之道，當能得最確定及最迅速之進步，以達到其國家之理想。」這位管理者明確地表示：日本「為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權，此項要求，我等亦不以為無理」。但是，這位管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種外有信仰內有和平，而與遠東現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氣中，為滿洲經濟迅速發展所必要之投資始可源源而來」。這就是說，要有列強各國共同認定的那種「信仰」才行，這就是鄭氏父子所嚮往的由各國共同經營，利益均沾的局面。

　　鄭氏父子關於反蘇問題的估計，也得到了證實。調查團說，它理解日本稱滿洲為其生命線之意義，同情日本對「其自身安全之顧慮」，因此，「日本之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以及為在某種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沖過時，日本欲有採取適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不過調查團又認為，這樣做法日本的財政負擔必大，而且日本在滿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眾包圍，其後又有包含敵意之中國，日本軍隊能否不受重大困難，亦殊難言。因此可以考慮另外的辦法，則「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與善意，不須代價而獲安全保障較現時以巨大代價換得者為更佳」。調查團於是提出意見說，問題的解決，恢復原狀和維持現狀都不是令人滿意的辦法，認為只要「由現時（滿洲國）組織毋須經過極端之變更或可產生一種滿意之組織」，這就是實行「獲得高度自治權」的「滿洲自治」，由各國洋人充當這個自治政府的顧問；由於日本人在東北的權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國也要有一定比例。為實現這個新政體，「討論和提出一種特殊制度之設立，以治理東三省之詳密議案」，要先成立一個由國聯行政院掌握最高決定權的、由中日雙方和「中立觀察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調查團並且認為「國際合作」的辦法不但適於「滿洲」，也適於對全中國使用。其根據理由也是鄭氏父子屢次表示過的，是因為中國只有勞動力，而資本、技術。人才全要靠外國人，否則是建設不起來的。

　　在剛看到報告書的那幾天，鄭孝胥曾興致勃勃地告訴過我，「事情很有希望」，說胡適也在關內發表論文，稱譽報告書為「世界之公論」。可是後來日本方面的反響到了，他父子大為垂頭喪氣。儘管調查團再三談到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甚至把「九一八」事變也說成是日本的自衛行為，日本的外務省發言人卻只表示同意一點，就是：「調查團關於滿洲的建議，大可施於中國與列強間的關係而獲得研益，如制定國際共管計劃者，是也！」至於對「滿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鄭孝胥後來的失寵和被棄，即種因在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熱衷上。

　　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之前，我曾經設想過，假如真的像鄭氏父子希望的那樣，將東北歸為國際共管，我的處境可能比日本獨佔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還有兩點不同的考慮；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這樣，我還是很難容身；另一點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國際共管也未必叫我當皇帝，如果弄出個「自治政府」來，那還有什麼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橫蠻，在國際上居然不受一點約束，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因此，事後我一想起了調查團會見時我心裡閃過的那個念頭，不禁暗暗想道：「幸虧我沒有傻幹，否則我這條命早完了……現在頂要緊的還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寶，還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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