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1)

　　一九三二年五月，國聯調查團來到了東北。十月，發表了所謂「滿洲問題」的調查報告。鄭氏父子對於這個調查團曾抱有很大幻想，報告書公佈的時候，他們簡直以為實現國際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倆後來失寵於日人，終於被拋棄，與這種熱衷於共管有很大關係。我當時並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多，沒有他們那樣興奮，但卻從他們的議論中，知道了不少國際上的事情。我與他們的感受也不同。他們因調查團的態度而發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卻由此發生了對日本強大的感覺。由於這種感覺，我越發認為自己的命運是無法跟它分開了。

　　關於西方列強在「滿洲事件」上的態度，我早就聽鄭氏父子等人不斷說過這類的話：「別看日內瓦、巴黎（國聯）開會開得熱鬧，其實哪一國也不打算碰日本，歐戰以後有實力的是美國，可是連美國也不想跟日本動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鄭垂不時地把外國報紙上的輿論告訴我，說美國不少報紙言論是擔日的。他曾有根有據地說了一些非公開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約，美對日本在東北的行動有諒解，等等。他還很具體地告訴我，早在事變前美國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勸過蔣介石，把滿洲賣給日本，讓日本去碰蘇聯，以收其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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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事實上，喜歡吹牛的鄭氏父子並沒有撒謊。在當時的《東方雜誌》上，就可以找到《紐約論壇報》、《紐約日日新聞》等報紙上的袒日言論的譯文。比如，前者有這樣的話：「日人軍事行動，乃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政策所不能免之反響」，後者：「日本繼承俄國在滿洲開發，至於今日，其功績之偉大，為世人公認。」國聯通過派遣調查團的決議，確曾遭受到美國的反對，理由是：「此種行動足以刺激日本國民的情緒」，國聯在一次會議上，打算做出要求日軍退出滿洲的決議時，美國國務卿凱塞爾就公開表示，對此並未附議。這些事實的記載可以從當時的許多報刊上看到。後來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一九三一年美國外交文件》一書，公佈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駐日大使福白斯交給日本外務大臣幣原的一份黨書，透露了美國政府當時「曾勸中國政府採取妥協步調」。至於日美對東北問題的秘密談判，則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的《國際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1935 Dec.）上據西·萊特的一篇文章《美國人對遠東問題的觀點》（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中揭露了出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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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團要來了，」鄭孝胥是這樣告訴我的，「國民黨請他們來調查，想請他們幫忙對付日本，其實他們是不對付日本的。他們關心的一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二是對付赤俄。他們在東京跟內田康哉（這時已出任日本外相）談的就是這個。用不著擔心，到時候應付幾句就行了。依臣看來，國民黨也明知道調查團辦不了什麼事，說不定國民黨看到了國際共管滿洲的好處。」

　　後來事實證明，鄭氏父子說的話大部正確。

　　瀋陽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一再電張學良轉命東北駐軍：「為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蔣在南京全市國民黨員大會上宣稱：「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同時，對內卻毫無和平與公理，用最野蠻的辦法加緊進行內戰。九月三十日，國民黨向國聯請求派中立委員會到滿洲調查。經過幾番討論，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組織調查團的決議。調查團由五國委員組成，即英國的李頓爵士、美國的佛蘭克洛斯·麥考益少將、法國的亨利·克勞德中將、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國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團長是李頓。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調查團啟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漢口、九江、宜昌、重慶等地轉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東北的時候已是五月份了。在這期間，南京政府宣傳著「等待公理的判斷」，而日軍則攻佔了錦州，發動了淞滬戰爭，成立了「滿洲國」。除了這些被「等待」來的結果之外，還有一個在各國干預下產生的《淞滬停戰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南京政府的軍隊從此不得進駐淞滬地區。

　　五月三日這天，我和調查團的會見，用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的時間。他們向我提出了兩個問題：我是怎麼到東北來的？「滿洲國」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在回答他們的問題之前，我腦子裡閃過一個大概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的念頭。我想起當年莊士敦曾向我說過，倫敦的大門是為我打開著的，如果我現在對李頓說，我是叫土肥原騙來又被板垣威嚇著當上「滿洲國元首」的，我要求他們把我帶到倫敦，他們肯不肯呢？我這個念頭剛一閃過，就想起來身邊還坐著關東軍的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和高參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臉瞄了一眼，然後老老實實按照他預先囑咐過的說：「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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