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尊嚴與職權(2)

尊嚴與職權(2)

　　這件事情發生後，所謂「內閣制」和「國務會議」的真相，就瞞不住任何人了。

　　「國務院」的真正「總理」不是鄭孝胥，而是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其實，日本人並不隱諱這個事實。當時日本《改造》雜誌就公然稱他為「滿洲國總務總理」和「新國家內閣總理大臣」。駒井原任職于「滿鐵」，據說他到東北不久即以一篇題為《滿洲大豆論》的文章，得到了東京軍部和財閥的賞識，被視為「中國通」。他被軍部和財閥選中為殖民地大總管，做了實際上的總理，他眼中的頂頭上司當然是關東軍司令官，並不是我這個名義上的執政。

　　我和鄭孝胥是名義上的執政與總理，總長們是名義上的總長，所謂國務會議也不過是走走形式。國務會議上討論的議案，都是「次長會議」上已做出決定的東西。次長會議又稱「火耀會議」，是總務廳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長的會議，這才是真正的「內閣會議」，當然這是只對「太上皇」關東軍司令官負責的會議。每次會議有關東軍第四課參加，許多議案就是根據第四課的需要擬訂的。

　　這些事情，後來對誰都不是秘密了，按說我是應該能夠清醒過來的，但我卻不是這樣的人。我身邊有個愛說話的胡嗣瑗，由於他的時常提醒，我總也忘不了唯我獨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張園就確立的一種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日本人表面上對我的態度，也經常給我一種錯覺，使我時常信以為真，認為我畢竟不同於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協和會」的建立問題上，我就是這樣想的。

　　我就職一個多月以後的一天，鄭孝胥向我做例行報告，提到關東軍決定要成立一個政黨，定名為「協和黨」。這個黨的任務是「組織民眾協力建國」，培育民眾具有「尊重禮教、樂聽天命」的精神。我每逢聽到有人提到「黨」，總有談虎色變的感覺，因此聽了鄭孝胥的報告，比聽到駒並拍桌子的消息更緊張，連忙打斷他的話，播手反對道：「要什麼黨？要黨有什麼好處？辛亥亡國不就是『黨』鬧的嗎？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難道這些你全忘了嗎？」鄭孝胥搭拉著臉說：「皇上的話很對，可是這是軍部決定的。」他以為這句話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沒想到這次我把這件事看做生命攸關的問題，說什麼也不肯同意。我對於他口口聲聲地說「軍部決定的」，早已厭煩之至，不願意再聽，就生氣地說：「你不去對日本人說，就給我把他們叫來！」

　　鄭孝胥走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胡嗣瑗。這位秘書處長對我的做法大加恭維，並且說：「依臣管見，不見得如鄭孝胥所說，事事皆軍部做主。羅振玉說過，鄭孝胥是依恃軍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軍部據理而爭，軍部未必敢於專橫。何況黨之不利於我，猶不利於日本，日本軍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聽他說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兩天后，關東軍第四課的參謀片倉衷、參謀長橋本虎之助、高參板垣征四郎先後來向我做解釋，都沒有說服我。事情就拖下來了。

　　過了三個月，即這年的七月間，我相信我是勝利了。關東軍決定不成立「協和黨」，只成立一個「協和會」，作為「翼贊」政府的組織。這個會包括所有居民在內，具體地說，凡年滿二十歲的男子均為會員，婦女均為其附屬的「婦女會」會員，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年均為附屬的「青年團」團員，十至十五歲的少年為附屬的「少年團」團員。

　　事實上，關東軍把「黨」改為「會」，並非是對我有什麼讓步，而是認為這比弄個不倫不類的政黨更便於統治東北人民，通過這樣一個網羅一切人口的組織，更便於進行奴化宣傳、特務監視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這樣的事實，只覺得日本人畢竟是要聽我的。

　　有了這樣的錯覺，就無怪要再碰釘子了。這是訂立《日滿密約》以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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