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長霖的柏克利之路(17)

一七

　　上任之初當他四處走動時，沒有人去和他說話，因為大部分學生在校園中從未看過校長。而讓校園氣氛活躍起來，是田長霖治校期間的最大成就之一。對一些人來說，也許只是表面形式，然而，不管這是多麼刻意的人際接觸，卻正是90年代面臨分崩離析的柏克利加大最需要的。這個曾經發起言論自由運動的學校，比以往更需要一位慈祥、溫和與具有整合力量的人來領導。因為柏克利加大已面臨到種族多元化所帶來的強大壓力。

　　種族和平共存的難題

　　柏克利校園正處於「巴爾幹化」的階段，但田長霖還是支持能提供少數族群「自我認同」及「自助」的種族團體。他也推動每年秋季班的多元丈化課程。

　　社會學家達斯特曾提出三種多元主義路線：（一）少數族群放棄自己文化而被同化的「盎格魯順應型」；（二）少數族群維持獨特性及種族區別的「巴爾幹化型」；（三）維持獨特性，但在政治、經濟及教育等公共領域仍有互動來往的「共存型」。達斯特認為，加州大學學生大部分都處於第二種分離主義的階段，但這是前進到第三種類型的必經過程。

　　柏克利的社會變遷研究中心對校園種族關係做了兩年的調查。從一些學生在多元計劃所作的期終報告，可以看出種族和平共存的困難性。報告日期是1991年11月：

　　一位印地安學生寫道：「印地安學生要在柏克利生存，只有被同化一途；每天，我們都必須放棄一些自己，才能繼續留下來，而我們用來取代的東西對我們又是不健康的……」

　　一位亞裔學生說：「我們有很多白人朋友，每次我和室友要去參加亞洲人聚會時，他們就會尋開心地說是參加『亞洲土風舞會』。我覺得真的很難選擇和一群朋友在一起，而又能被別人接受……」

　　一位黑人學生表示：「總有外在壓力逼著我照某種方式行事，以某種方式說話。在高中時，你必須以白人的模式說話。但到了這裡之後，身邊的人好像在比誰更像黑人，所以我也順從了。」

　　一位墨西哥裔學生無可奈何地敘述：「要在這個大學成功，你必須熟悉規則。你必須學習如何接近教授、如何得到幫助、如何為成績奮鬥。如果你來自其他背景或其他生活方式，你就不知道怎麼玩這個遊戲……」

　　同儕壓力也要求學生必須和「自己人」在一起。來自洛杉磯的菲裔學生說：「很少有色人種學生會和白人來往而沒有罪惡感。你會被指責或說你老是與白人為伍。」

　　但是許多人是進了柏克利加大之後，才開始認同自己的文化。「直到進了柏克利之後，我才警覺自己是亞裔美國人。以前，我總認為我是美國人。現在，我認為我是個亞裔美國人。」馮愛琳住在一個大部分都是白人的舊金山郊區。

　　尖銳的種族意識激起了緊張對立。凡事必須考慮「政治正確」（politicallycorrect ），形成一種敏感的氣氛。例如，來自加州的一名白人學生，因為稱呼一位同學「黑人」而非「非裔美國人」以致受到冷眼。他說：「連最簡單的幽默感都沒有人肯接受了。」

　　許多白人都有被新種族秩序鎮奪公權的感受。「如果我們要成立一個白人的社團，就會被罵成種族主義者。」

　　「有色化」引發的議題

　　在1980年初，三分之二的柏克利大學部學生是白人。隨著「有色學生」的湧入，自1988年之後，校園內就沒有多數種族了。今天，在2．1萬名大學部學生中，只有39％是白人，而亞洲人占了31％，西班牙裔占了15％，黑人占7 ％，美洲原住民則占1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在1992年 7月新生入學時，亞洲人超過了白人，這是歐洲裔學生首度成為非多數族群。

　　田長霖能夠在東西文化間悠遊自得，並輕鬆自如地促進知識學術的交流，但柏克利加大複雜的校園原本卻不是個容易進行文化交流的地方。柏克利校園面對的種族分隔與平權政策的存廢，已成為美國文化多元主義的熱門辯論主題。

　　當加州州長威爾遜把加州的財政赤字歸咎于大批的移民，又說中產階級正在逃離加州時，移民對美國的貢獻被覆蓋上一層陰影。在全國政壇上，角逐總統職務的布坎南（Pat Buchanan）也大搞強硬的種族政策。

　　當美國正在快速的「有色化」時，許多問題也跟著浮現，少數民族究竟是要融入美國這個「大熔爐」中，還是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多元主義是否會造成毀滅性的文化裂隙？究竟是多元相加等於一呢？還是多元相加等於更多元呢？

　　田長霖常向有這方面問題的人解釋：「身處一個多元文化的國際社會，如果不考慮差異性，優異性就沒有意義。事實上，差異性可以提升優異性。三十五六年前，我就像個難民。我從沒想到我會坐在這裡，成為這所偉大學府的校長。這就是這個國家所提供的驚人機會。」

　　也許是因為自己的奧狄賽式流浪經驗，田長霖對於多元主義總是抱持樂觀的態度。「如果從膚色來看，我們的確有所不同。但這就是美國文化的獨特之處：我們有不同的次文化，但我們可以和平相處，共同創造一個更完善的多元文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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