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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蘇中是我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華中南部的一個前哨陣地,又是向蘇浙皖邊、閩浙贛邊發展以及反攻階段收復南京、上海的一個重要基地和出發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上海是個國際都市。蘇中臨近上海,可以成為我黨、我軍連接國內外反法西斯力量的橋樑;我抗日鬥爭的勝利和根據地各項民主政策的成果,能通過蘇中,再由上海迅速向國內外傳播,以擴大我黨、我軍的影響。同時,我方在蘇中所能控制的人力、財力,在華中各戰略區中占首位。所以,蘇中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經濟狀況、戰略作用,成為日本侵略軍、國民黨蔣介石和我黨我軍三方必爭之地,並決定了鬥爭的極端尖銳和複雜。這是蘇中抗日鬥爭的又一個特點。

  中央、中央軍委賦予蘇中的戰略任務是隨形勢的發展而逐漸具體化的。一九三八年,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在給新四軍的第一個「五四」指示中指出:「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應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分渡江,進入江北地區」。中央把江北作為江南新四軍的一個發展方向,這算得是一個規劃性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〇年初,中央作出了大力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指出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路以東,淮河以以比,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以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於是,開闢蘇北、蘇中便成為關係全域的現實任務了。到一九四一年二月,華中抗戰新局面已經打開,中央進而指示,蘇魯戰區是華中的一個基本根據地,應把這個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陝邊和向閩浙贛邊發展的策源地,「好象漢高祖的關中」。蘇魯戰區自然包括蘇中在內。這是我們的光榮戰略任務。

  我認真地研究中央的這些指示,並把它們同中央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結合起來思考。我理解中央制定的「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的戰略方針,既是從日軍強大及占地甚廣但兵力不足和我軍的弱小這一實際狀況出發,又關照到抗戰勝利後的鬥爭。遊擊戰,在一般的作戰原則中是戰術性的。中央、毛澤東同志把遊擊戰提到了戰略的地位,是要通過抗日遊擊戰爭積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為抗日反攻作準備,也為抗戰勝利以後打敗反動武裝的進攻、實現民主革命的總任務作準備。因此,我們在抗戰時期一刻也不能忘記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總任務,我們的軍事鬥爭策略要處理好進與退、進攻與防禦、大打與小打等方面的關係,把現階段的抗戰任務和將來的實現民主革命總任務聯繫起來。有了這些思考,我對蘇中抗日鬥爭的戰略任務便有了比較清醒而深刻的認識。蘇中的抗日鬥爭,不僅應求得軍事鬥爭的勝利,而且應把蘇中建成基本根據地(不是遊擊根據地或遊擊區)。軍事鬥爭應成為根據地建設的支柱,並且應為下一步奪取整個民主革命的勝利,作好必要的準備。這個認識成為我領導蘇中抗日鬥爭全過程的指導思想。

  工作重心由城鎮到鄉村的轉變

  我軍進入蘇北以前,日寇同頑固派出於各自的利害,相互默契,相互利用。日寇佔據沿江、沿大運河的重要城鎮,其餘廣大地區由國民黨統治。我們的軍事實力躍居第二位以後,日頑相互依存和共處的格局被打破了。我軍是真正抗日的力量,日寇同我軍的矛盾為主要矛盾;國民黨頑固派利用這個矛盾,一方面借日寇這把刀來殺我們,另一方面為爾後搶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作準備。蘇中抗日鬥爭由此進入新階段。

  日軍在蘇中的部隊原是第十七師團的一個聯隊,分佈於沿江和沿通揚運河的南通、如皋、靖江、泰興、揚州,並沿大運河北伸至邵伯、高郵一線。偽軍僅有南京「維新政府」所轄之偽綏靖軍第三、第六兩個師,分駐於揚州、南通。一九四一年春,日軍從江南調來獨立第十二混成旅團接替第十七師團一個聯隊在蘇中的防務,以加強對我進攻的力量。這個旅團的旅團長是南浦襄吉少將。旅團直轄五個步兵大隊和一個特種兵大隊,共五千六百餘人,武器裝備好,戰鬥力比同等的日軍部隊強些,有單獨執行戰略任務的能力。但它所要佔領的區域是整個蘇中,兵力顯然過於單薄,為彌補兵力不足,便對國民黨軍隊施行誘降、壓降政策,拉攏國民黨武裝當偽軍,以達到戰略上控制蘇中的目的。國民黨頑固派也推行「曲線救國」的反動政策,依附敵人,繼續反共。於是國民黨武裝進一步分化,除小部尚保留國民黨旗幟外,大部與汪偽合流,叛國投敵。從一九四〇年底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啟東地區的國民黨遊擊第六縱隊司令徐承德,泰州地區的國民黨魯蘇皖邊區遊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長江,以及蘇北的國民黨省保安第八旅旅長楊仲華等,先後率部投敵,被編為偽第一、第二兩個集團軍,使蘇北偽軍迅增到十三個師、三個旅、四十二個正規團和十一股雜牌部隊,共達三萬七千餘人。

  日寇為了全面佔領蘇北、蘇中,乘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和新四軍在蘇北、蘇中立足未穩之際,企圖首先摧毀我新四軍首腦機關,然後尋殲我主力部隊。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日寇以飛機十七架空襲我鹽城華中總指揮部。同日上午九時,日軍三千人佔領我黃橋,開始了對我蘇中區的「掃蕩」。二月,我們獲悉李長江即將率部投敵,估計日寇佔領我黃橋後,將續占曲塘、海安、東台等主要城鎮和交通幹線,然後日偽配合。李長江由泰州經興化向東北,日軍由東台向北,合擊鹽城。

  這時蘇中的工作還處於開闢階段,黨政軍系統在思想上、組織上、作戰方法上,工作作風上與即將到來的嚴重鬥爭形勢還不相適應。部隊的許多幹部特別是團以上幹部,雖曾經歷過三年遊擊戰爭的鍛煉,但挺進蘇北以後,在反磨擦作戰中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對於遊擊戰反而生疏了。許多新參加部隊的同志,更缺乏打遊擊的鍛煉。地方工作的重心還在城鎮,還沒有來得及深入農村,工作方法習慣於大刀闊斧,工作對象主要是社會上層。隨著反頑鬥爭的勝利,部隊逐漸龐雜。同時,相當多的同志盲目樂觀,對今後日益艱巨的鬥爭形勢缺乏足夠的認識;還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種模糊觀念,認為我們不去刺激敵人,就可以避免敵人的「掃蕩」;個別人面臨國民黨軍紛紛投敵和日偽軍大舉進攻的緊張形勢,希望離開鬥爭第一線,到安定的地區去。

  在這樣的形勢下,全區人心比較動盪。社會上層愛國人幹和廣大工農基本群眾為我軍能否生存、能否堅持蘇中抗日鬥爭而擔憂,有些地主、商賈和遊民表現動搖、觀望、變態。人民群眾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新四軍打國民黨頑固派很行,現在日本人來了,你打不打?能不能打勝?

  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要以積極的作戰行動打擊、頓挫敵偽的進攻,抑制其囂張氣焰,堅定幹部、群眾的抗日信心,同時要預計到今後鬥爭形勢將日益尖銳,轉好思想彎子,不失時機地將工作重心由城鎮轉向農村,作戰對象由頑軍轉向日軍,作戰方法由運動戰轉向遊擊戰,並以遊擊戰為中心,實行組織形式、領導方法、工作作風等各方面的轉變。這一轉變就蘇中來說是戰略性的,不轉變,肯定要吃大虧,轉變得不適時,轉變得不好,也要吃虧。在作戰指導上,必須從華中全域出發,把蘇中當面的反「掃蕩」鬥爭同看好華中局、新四軍軍部的南大門緊密結合起來,要敢於刺激敵人,敢於威脅敵人,以主力部隊為骨幹,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粉碎敵人的「掃蕩」,並求得最大限度地把敵人吸引在蘇中地區,以保障華中局、新四軍軍部的相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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