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40)

四〇

　　黨中央關於大力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堅持了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體現了抗日戰爭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僅在當時對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的建議，指示「皖南軍部速移蘇南為宜」。從我們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區到軍部駐地涇縣雲嶺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雙方對進，一晝夜就可會合。我們佈置了三個團去接應他們北進，並將電臺呼號、通信聯絡約定好了。但項英同志竟又動搖起來，以種種藉口拒絕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將葉、陶等部調回皖南。

　　黨中央斷然拒絕了項英同志的要求，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發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重要指示。其中指出：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8共政策，並以此為投降作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不應該強調統一，如果不鬥爭，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中央還就我在敵後地區的發展方針著重指出：「不應強調華中特殊而坐失發展時機，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

　　這些指示是對項英同志右傾思想的再一次教育，又是對以陳毅同志為代表的堅持敵後遊擊戰爭的廣大指戰員的鼓舞與支持。陳毅同志當即召集縣團幹部會議作了傳達，並提出了今後的努力方向。廣大幹部瞭解到「五·四」指示的精神後，群情振奮。同時，陳毅同志以中央軍委新四軍分委會副書記的身份，再次向項英同志提出建議，促其北上。但項英同志卻向中央撂挑子，說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他的領導已有了路線錯誤和不執行中央方針，他「當然不能繼續領導而且無法領導」。

　　六月，國民黨蔣介石部署的由顧祝同、冷欣、韓德勤飛李品仙從南、北、西三個方面向我新四軍進攻的陣勢已步步進逼，由於項英同志的堅持，我皖南、蘇南部隊已無法集中；江北幾支部隊協力發展華中的步伐因種種原由進展不夠順利，我軍現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時對付頑固派的進攻。形勢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後抉擇的關鍵時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六月十五日，陳毅同志當機立斷，急電中央：決心部署移往蘇北，「再不決定，必致蘇北、蘇南兩方受損」。這時，我們同延安已有了直通電台。從此，完全擺脫了項英同志的限制。

　　江南新四軍主力部隊挺進蘇北，是抗日戰爭開始後的第三年。這時，蘇北敵後廣大地區大都為國民黨所統治。蔣介石派頑固派、反共專家韓德勤擔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他依靠其嫡系主力第八十九軍和獨立第六旅等武裝，實行苛政重賦，魚肉人民，極力鎮壓愛國運動，摧殘抗日力量。如一九三九年春，突然圍攻我東海縣抗日武裝——八路軍獨立第三團，殺傷該團團長以下數百人。同年夏，又圍攻我活動于高郵湖北閔家橋地區的抗日遊擊隊，慘殺該遊擊隊領導人陶容以下數百人，其中大部是共產黨員。類似大小血案，遍及蘇北各地，時有所聞。蘇北國民黨部隊內部愛國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韓德勤的壓抑。日寇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樂於利用韓德勤作為其鎮壓蘇北抗日軍民的統治力量。日、頑雙方信使往還，狼狽為奸，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韓德勤已成了蘇北抗戰的主要障礙。要堅持和發展蘇北抗日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必須從韓德勤手中奪取蘇北抗戰的領導權。所以陳毅同志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向中央報告：「解決蘇北問題，應先向省韓下手。」

　　當時，蘇北地區由韓德勤指揮的國民黨總兵力共有十六萬人，其中韓德勤系統八萬人，號稱十萬。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駐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區的魯蘇皖邊遊擊總指揮部李明揚、李長江及曲塘一帶稅警總團陳太運等部，都是深受韓德勤排擠和歧視的中間勢力。他們的處境和具體情況與韓德勤的嫡系部隊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態度也有差異。李明揚是老同盟會員，資歷比韓德勤老，他和李長江原是國民黨江蘇省保安處正、副處長，自從顧祝同、韓德勤包攬江蘇軍政大權以後，保安處長由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取代，兩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後來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維持了當時的地位。他有一定的民族意識。他企圖借助於我新四軍的抗戰聲威，以抵制韓德勤的壓迫與兼併。而貴州籍的苗族人陳太運，屬宋子文系統，是以同鄉關係得到何應欽的支持而維持了今天的地位的。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識。一九三九年，他曾一度被韓德勤軟禁於興化。在季方、黃逸峰等同志的幫助下脫險歸來後，曾暗中聯李反韓。

　　我們認為，李、陳等地方實力派與韓德勤之間的矛盾，雖有其自身的利害關係，但包含有堅持抗戰與破壞抗戰的矛盾。在蘇北頑、我之間，李、陳等地方實力派處於重要的地位。如果他們能中立，就便於我們同韓德勤作最後的較量。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曾明確指示：對於中間勢力，如李明揚等，我應採取中立他們的政策。所以我們把同韓德勤爭奪中間派作為擴大抗日統一戰線，解決蘇北抗日領導權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蘇北爭取中間勢力以孤立韓德勤這個問題上，陳毅同志表現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領導藝術。早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的新豐戰鬥之後，丹陽縣抗日自衛團的負責人管文蔚同志前來要求新四軍領導時，陳毅同志就指示政治部主任劉炎同志派一批幹部去加強該部的建設和改造，將該部擴編為丹陽抗日遊擊縱隊，並利用廣泛的社會關係向揚中及江北大橋地區發展。其後，陳毅同志瞭解到李明揚部第二縱司令顏秀五是蘇北人，就要惠浴宇同志以同鄉關係與他聯絡，並且經顏秀五的疏通，與李明揚、李長江取得了直接的聯繫。一九三九年，陳毅同志曾寫信給李明揚，用毛澤東、朱德同志的名義向他致意，措詞懇切，李明揚看了非常感動。以後劉人誇口：「我在這裡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階（即朱德同志）會招待我的。」從此開始了與李明揚的信使往還。

　　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後，陳毅同志由惠浴宇、管文蔚等同志陪同，三次到泰州和兩李見面，表達我軍團結抗戰的誠意。陳毅同志特地從我軍的戰利品中挑選了三十支三八式步槍送給顏秀五。選了一匹好馬，佩上新鞍韉，送給李長江。還向李明揚贈送了指揮刀。兩李待陳毅同志為上賓，在泰州街上貼標語；「歡迎四將軍光臨指導！」他們以「四將軍」稱呼我新四軍既表達了他們對我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敬重，又以此避免韓德勤等反共頑固派對他們的刁難。還集合隊伍請陳毅同志訓話，並將韓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訴我們。陳毅同志也面告兩李，由於蘇南顧祝同、冷欣對我逼迫，我軍不得不到蘇北抗日。兩李也表示諒解，有助我東進抗日反韓的意願。這一切，為我挺進蘇北創造了有利條件。

　　可是，對兩李的統戰工作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事實表明，由於兩李在抗日反韓這一根本立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搖擺性，因此對他們的爭取工作要準備「和」與「打」兩手並用，「和」是為了爭取，「打」也是為了爭取。當我方積極爭取兩李時，韓德勤利用兩李對蔣頑壓力的畏懼以及對我挺進縱隊在江北發展的疑懼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與兩李「捐棄前嫌，重修舊好，共同反8共」，使兩李動搖而倒向反我。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