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32)

三二

　　當我到達臨時省委後，劉英同志立即召開會議，提出了所謂「分裂省委」的問題。說葉飛、黃道反對劉英，粟裕參與其事。對閩東主要負責同志進行聲討，對我進行鬥爭。因閩東同志已退出閩浙臨時省委，我便成了主要鬥爭目標。當時對我也採取了敵鬥爭的手段，派了一個班把我監視起來，剝奪了我行動自由。

　　在這次會議上，把我率隊轉戰於浙閩邊境，給黃道同志寫信，以及葉飛同志的脫險，都說成是我參與所謂「分裂省委」的活動，還把我在前面敘述過的我們在浙西南問題上的分歧，說成是我「全盤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對恢復浙西南喪失信心」；甚至把我們進入浙江的第一階段，為吸引和調動敵人而在浙閩邊的遊擊活動，也說成「一開始就對進入浙江沒有信心」，等等。

　　劉英同志對我發動的這場突然襲擊，我事前毫無覺察。面對嚴重的敵情，我們既已失去中央和上級黨組織的領導，同閩東、閩北兄弟地區的關係又搞破裂了，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剛剛遭到嚴重摧殘，現在內部又出現了危機，在這樣極端嚴重的時刻，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反復思考，從浙南革命鬥爭的全域著想，我被迫違心地作了「申明」。這場鬥爭才算結束。此後，我和劉英同志就分開活動了，劉英同志主要堅持于浙南地區，我則主要活動在浙贛路南側和浙西南地區。我們在總的方面仍是統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動的地區內則各自行動，而且互相之間心存戒備，每當必須會合時也各自帶著武裝，並且不住在一個房子裡。後來由於敵情嚴重，從一九三七年二月開始雙方失去了聯繫，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成功後才又會合。

　　浙南黨內主要領導人之間的這些嚴重分歧，屬政策策略方面的，後來我在自己活動的範圍內，從實際情況出發作了若干調整，劉英同志在浙南地區事實上也作了一些調整。不過我們始終未能就浙南遊擊區的建設和發展作過實事求是的探討。至於採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手段來對待黨內矛盾，在浙南黨內還延續了一定的時期，帶來很不利的影響。而閩東、閩北、浙南三個兄弟遊擊區之間的團結，經過了這一段的波折，到抗日戰爭開始，在上級党的領導下，在新的基礎上才得到解決。時間已經過去幾十年，劉英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在堅持浙江工作期間被國民黨逮捕，英勇犧牲。舊事重提，是想把歷史事實交代明白。當時我們都還年輕，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領導，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在思想上行動上和對問題的處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跡。

　　【第二個發展時期】

　　從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變」爆發到同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浙南遊擊戰爭的第二個發展時期。從客觀上說，「中央軍」調走了，敵情逐漸緩和，從主觀上說，是因為我們依據實際情況，適時地調整了政策，發揮了政策的威力。

　　我們把公開的武裝鬥爭同隱蔽的群眾工作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前一階段，我和劉英同志就常分開活動，我帶大部隊公開打遊擊，他帶少數便衣武裝人員做群眾工作，雙方緊密配合，工作比較順當。逐步地我們把這種活動方法提到鬥爭策略的高度來對待，並使組織形式與之相適應。我們分別組成了「突擊隊」與「牽制隊」。所謂「突擊隊」也就是武裝工作隊，主要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帶領便衣隊、短槍隊堅持於基本地區，做發動群眾的工作，進行遊擊根據地建設。所謂「牽制隊」，就是遊擊隊的主力部隊。它的主要任務是在廣大範圍內進行公開的武裝鬥爭，牽制、吸引、打擊敵人，以掩護和保衛基本地區，並發展新的遊擊區。劉英同志帶「突擊隊」與省委機關堅持浙南地區，我則帶「牽制隊」在廣泛的地域公開打遊擊。

　　在我率領「牽制隊」單獨活動的過程中，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了長期堅持敵後，形成比較鞏固的遊擊區，並為主力部隊提供更多的「落腳點」和「跳板」，我們不僅要有相對穩定的較大塊的遊擊根據地，而且在較大塊的遊擊根據地的周圍，還必須建立一些小塊的遊擊根據地和若干的遊擊基點；這些小塊的遊擊根據地和遊擊基點，有公開的，有秘密的；在你來我往，敵人勢力比較強大的地區，還應有「白皮紅心」式的兩面政權，使我們的整個遊擊區形成幾種類型的結合。為此，我決定把建立遊擊基點作為「牽制隊」的重要任務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設。我們在一些重要地區，選擇條件比較好的村莊開展工作，幾個或十幾個有工作基礎的村莊連成一片，就是一個遊擊基點，離開二三十裡又建立一個遊擊基點，這樣逐步向外發展。基點密集的，聯繫起來便成了一個小小的遊擊根據地。它的外圍，還有分散的遊擊基點。這些遊擊基點和小塊的遊擊根據地，開始是臨時性的，經過鬥爭的考驗和不斷加強工作得到鞏固和發展。

　　在遊擊區內，這種小的遊擊根據地和分散的遊擊基點之所以能夠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裝活動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這個時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們吸取浙西南鬥爭的經驗和教訓，針對浙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地主兼工商業者多的特點，對政策作了若干調整，以抗日、反蔣為前提，擴大團結對象，縮小打擊目標。我們改變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沒收委員會」改為「徵發委員會」，徵收「抗日捐」。比方說，我們到一個地主家裡，如果他家裡的人跑了，就根據部隊的需要和他家負擔能力的大小，給他寫個條子，說明我們北上抗日，有了困難，需要他捐助多少擔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錢。假定我們希望他捐助兩百元，便說明這次住在他的家裡，吃了幾擔米、殺了幾頭豬，合計該扣除五十元錢，便要他再送一百五十元錢到什麼地方去。地主回來，看到紅軍沒有沒收他的家產，是講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設法把那一百五十元錢送到指定的地點。這樣，矛盾不激化。但也有不送的，我們就寫信警告他，要他在某天某時把錢送來，並且規定了接頭的辦法；如再不送，不僅罰款，後果由他負責。當然也有頑固的，以為我們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來，那就需要採取比較強硬的辦法對待。

　　如湯溪周村有個地主鄉長，我們通知他要送五百元抗日捐來。根據調查，他是完全可以負擔的。但他不幹。我們警告他說：你拒不繳納抗日捐，現在要另罰五百元，合計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懲處。他聽了笑笑說：「想懲辦我，諒他們沒有這個本事！」其實我們與群眾有密切的聯繫，他的行蹤，我們了如指掌，這一天，他出門了，我們的偵察員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了來。他嚇得要死。我們還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這一下見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罰款共一千元全數送來了。以後他還到處宣傳：「紅軍真厲害呀！……」這樣，周圍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們的條子後，大都及時認捐交款，不必動武。這就解決了部隊的經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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