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31)

三一

　　接著我們又出動主力，兜了兩個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圍敵人許多重要市鎮和據點，如雲和之東坑、梅岐、沙灣、渤海、大順、小順，文成之南田、西坑、黃坦、大嶨、玉壺、嶨口，瑞安的營前、高樓、湖嶺、馬嶼、陶山、平陽坑，泰順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陽，平陽的水頭街、山門、騰蛟，蒼南的莒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開後，確定由劉英同志帶少數短槍和省委機關在瑞平泰地區開展遊擊根據地的建設工作，我則率領武裝部隊，在浙閩邊進進出出，從浙江打到福建，又從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擊敵人，以掩護和保護省委開展工作，並支援浙西南地區的鬥爭。

　　從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我浙南遊擊區經受嚴竣考驗的重要時期。我浙西南遊擊根據地暫時喪失了，但我們在浙南地區又開闢了大塊的遊擊根據地；遊擊戰則在浙西南、浙閩邊、浙東、浙南更廣泛的區域展開了。從總體上看，羅卓英三四十個團的「圍剿」並沒有打敗我們，我們獲得了新的勝利。

　　【浙南黨內的一些分歧】

　　在三年遊擊戰爭中，浙南黨的主要負責同志之間主要是劉英同志和我之間在幾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給工作帶來一定的影響。

　　前面已經提到，我們同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在電臺被打掉後即已失去聯繫，我們並不知道有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清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於革命已轉入低潮，留在南方堅持的遊擊隊應取何種方針，認識並不十分明確。前一階段，我們主要考慮的是如何實現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轉變、進入浙西南、建立遊擊根據地、在浙江省立腳生根。四個多月的活動，進展比較順利。後來幾十倍於我之敵壓下來了，浙西南遊擊根據地遭到血洗，剛剛取得的革命成果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在嚴酷的形勢下，我回顧了浙西南這一段的鬥爭，產生了一些想法。我們在浙西南，基本上是按照過去中央蘇區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基本政策，並公開發展群眾組織，公開建黨、建政。

　　在創建遊擊根據地之初，採取這些做法，有力地打擊了地方反動封建勢力，對發動基本群眾和迅速打開局面有決定性作用。但是從堅持長期鬥爭來看，打土豪，分田地，打擊面大，不利於團結和爭取其他社會階層。同時浙西南紅色政權的中心區離鐵路不過數十裡，這樣一個為廣大白色政權所包圍的小小的公開紅色政權，當敵人以強大力量進行「圍剿」時，目標非常突出，難以經得起敵人反復持久的打擊。因此，我設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應從實際情況出發，適當地轉變策略，調整政策，團結中間階層，對上層分子根據其不同表現區別對待，以孤立敵人，並注意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結合，以增強我對敵鬥爭的力量。但是，當我把這些意見同劉英同志商討時，他認為這是對浙西南工作的否定而甚為反感，我們兩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分歧。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們獲悉羅卓英經過幾個月的「圍剿」，正將主力集結于城市和交通幹線。劉英同志判斷敵人的「圍剿」已經結束，要我即率挺進師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區去恢復工作。我認為敵人主力雖已集結，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幹線，僅憑這個情況還不能判斷敵人對我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圍剿」已經結束，挺進師主力仍應堅持在廣泛區域內打遊擊，至於何時進入浙西南中心區，應在進一步瞭解情況後，相機行事。我們的意見未能取得一致，劉英同志即以省委的名義作出主力進入浙西南恢復工作的決定，並派許信焜同志任挺進師政委會書記。

　　我們進到浙西南地區外圍後，瞭解到經過敵人幾個月的「圍剿」，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黃富武同志已經犧牲，其他領導幹部除個別走失外也已先後犧牲，保留下來的少數基層幹部和部隊，已化整為零，轉入隱蔽的鬥爭。敵人的堡壘工事象圍棋子一樣，遍佈整個地區。羅卓英的主力部隊在經過軍事進攻的第一個回合以後，收縮駐紮於浙西南及其周圍的城市和交通幹線，由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進入第一線，繼續「清剿」，鬥爭正轉向深入，敵情仍然很嚴重。在這種形勢下，挺進師主力如鑽到敵人的包圍圈裡去，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勢將遭到毀滅性的失敗。但許信焜同志堅持要執行劉英同志的決定。雖然由於我的決斷，部隊只進入浙西南地區進行了幾次奇襲，隨即轉到廣大地區去打遊擊，但卻加深了我同劉英同志的分歧，並且在一部分同志中傳揚開來。

　　閩浙臨時省委是在失去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領導的情況下，由浙南和閩東兩個遊擊區的党的負責人，根據實際鬥爭的共同需要協商一致成立的。臨時省委成立後，由於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從浙南方面來說，還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同時我們都不知道遵義會議的精神，受「左」傾冒險主義肅反擴大化的影響，互相錯抓了人，錯殺了人，發生了誤會，雙方都有氣，以致產生了矛盾。臨時省委本應按照黨的原則妥善地來處理這些矛盾，但劉英同志卻想「統」掉閩東。他幾次提出要把葉飛同志留在臨的省委工作，藉以調離閩東。我不贊成，認為這對堅持閩東遊擊根據地和協調兩個地區的關係不利，也不符合組成臨時省委的初衷。我對劉英同志決定派到閩東獨立師任政委的人選也認為不當，可能對雙方團結起不好的作用。劉英同志未採納我的這些意見。臨時省委成立後，三個主要領導人經常分開活動，省委的實際工作由劉英同志主持。劉英同志常常以省委的名義，把個人的意見強加給其他同志。劉英同志的這些做法，不能不引起閩東同志的疑慮和反感，也使我感到很難辦。我是經常在外面打遊擊的，對於這些問題做了一些調解工作，也沒能收到什麼效果。

　　不久又發生了同黃道同志聯繫的問題。臨時省委成立後，我們很想再同閩北遊擊區的黃道同志取得聯繫。大約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間，我正轉戰於浙閩邊境，碰到了閩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就寫了一封信，托他帶給黃道同志，希望黃道同志牽頭，召集會議，商討三個遊擊區今後的協同配合問題。在當時我們三個地區的負責人中，黃道同志是黨內有威望的老同志，我認為由他出面召集會議是最適合的。劉英同志也給黃道同志寫信聯繫過，但對於我給黃道同志寫信甚為不滿，並引起了恐慌。

　　一九三六年三月，劉英同志寫信給葉飛同志，說臨時省委已於二月二日決定葉飛同志兼組織部長，閩東特委設副書記一人，再次要葉飛同志來省委。當時我是組織部長，這個決定無論在事前或事後我都不知道，直到前些時，才從一份材料中看到。說明劉英同志既想把葉飛同志調離閩東，又想撤掉我這個組織部長。

　　一九三六年秋（時間記不准），我正活動於閩浙邊境之慶元縣境，劉英同志以臨時省委的名義給我送來一封信，要我乘與葉飛同志見面的機會，把葉飛同志押送省委，並派來一支武裝監督執行。這個命令使我十分震驚，不知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問題，總覺得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來解決，不應採取對敵鬥爭的手段。但我未能堅決抵制，將葉飛同志扣押了起來。當時，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黨內存在著混淆兩類矛盾的做法，葉飛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實在是很危險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敵人伏擊，葉飛同志乘機脫險。閩東同志隨即宣佈退出閩浙臨時省委。扣押葉飛同志導致了閩浙臨時省委的解體（以後，浙南方面仍然沿用「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這個名義，直到抗日戰爭開始後，才改為「中共浙江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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