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30)

三〇

　　對付敵人如此大規模的「圍剿」應取何種方針，關係重大。回顧中央蘇區在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和在周恩來、朱德同志領導下的第四次反「圍剿」，都是以運動戰殲敵，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特別是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一路敵人被殲滅了，一次「圍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岡山時期，自朱、毛兩軍會合形成紅軍主力後，也是遊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而現在我們只是一支遊擊隊，我們一次最多只能消滅敵人一個營，還是保安團的部隊。我們必須以遊擊戰的戰略戰術來粉碎敵人的「圍剿」。遊擊戰很難談得上防禦，也不能大量殲滅敵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實行敵進我進的方針。我們決定留下第二縱隊和第五縱隊就地堅持，其餘主力部隊迅速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以積極的作戰行動吸引敵人、調動敵人，並開闢和建立新的遊擊根據地。

　　九月下旬，我們由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中心區南下，在龍泉道太以東敵軍第六十七師和第十一師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龍泉河，突破了敵人的雲、龍封鎖線，進入浙閩邊境。

　　羅卓英是一隻狡猾的老狐狸。當他查明我遊擊隊主力已突圍進入浙閩邊境後，知道以數萬大軍追捕我分散活動的不足千人的遊擊隊，無異「以拳頭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他除派一個師約五個團的兵力追堵我軍外，仍將幾十個團的大部隊死死地箍住我縱橫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區，企圖徹底摧毀我遊擊根據地。

　　後來的實踐表明，我們將兩個縱隊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們當時對敵情有足夠估計的話，主力部隊還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隊應該化整為零，採取武工隊和秘密工作相結合的活動方式堅持鬥爭。

　　九月十九日，羅卓英開始血洗浙西南，先後延續八個多月，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變」爆發才結束。

　　我浙西南廣大革命群眾和挺進師第二、第五縱隊，在黃富武同志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軍分區的領導下，在敵我對比眾寡懸殊的極端殘酷的形勢下，浴血奮戰，以生命和鮮血誓死保衛紅色遊擊根據地，寫下了悲壯的篇章。他們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時候，日夜同敵軍以營為單位編成的「搜剿隊」作戰，英勇機智，往往使敵人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蘇維埃政府幹部為了爭取時間安置傷員，發動群眾砍倒樹木，橫斷交通，並在山崖上造石樓（即滾木擂石）、紮口子，憑險打擊敵人。他們在王村口的饅頭嶺就是這樣阻擊敵人達三晝夜之久，打得敵人無計可施，後來不得不繞道石練方面去，爬上大烏尖從側翼進攻，我軍才放棄饅頭嶺，轉移到第二個隘口禦敵。敵人羞怒已極，焚燒了大小山路兩旁的林木，漫天濃煙烈火，日夜不滅，並嚴密封鎖，調整部署，緊縮包圍圈。在反動地主武裝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來回「清剿」。

　　十月三十日，黃富武等同志被捕後，形勢更為嚴重。但同志們在人民群眾掩護下，掩埋好戰友的遺體，包紮好自身的傷口，整理好戰鬥的組織，繼續戰鬥。支隊整編為大隊，大隊縮編為小隊，主要領導幹部傷亡了，基層幹部接替指揮。最後剩下幾個人，他們也自動集合起來，選出指揮員，重新與敵人周旋。秋去冬來，天寒地凍，他們穴居飲雪，挖田鼠窩找糧食充饑，夜以繼日、出生入死地堅持，與前來搜捕的敵人戰鬥。其中如張麒麟、余龍貴、宣恩金、曾友席、曹景恒、楊幹凡、劉亨雲等同志，克服了千難萬險，直到幾個月後，才同我們由浙南出擊的主力部隊勝利會師。

　　堅持根據地鬥爭的第五縱隊，是以浙西南根據地革命幹部、共產黨員和青年積極分子為主體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儘管這支部隊組建得晚，訓練較少，但指戰員們覺悟高，甘願為保衛家鄉、保衛紅色政權、保衛土地革命英勇獻身。他們人熟地熟，給予敵人的打擊分外沉重；可是也由於他們是本地人，社會關係多，面目公開，易於暴露，犧牲最大。他們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榮的一代。

　　一些地方黨政領導幹部堅持鬥爭到最後一息。如龍浦縣委書記方志富同志（化名張雲龍），戰鬥到剩他一個人時，不幸左手負傷，他就憑著右手，輪換使用兩支槍向敵人射擊，最後在龍泉茶圓坑壯烈犧牲。又如安岱後的陳鳳生同志不幸被捕後，敵人把他押到龍泉，軟硬兼施，妥他招供。他堅不吐實。敵人殘酷地把他釘在牆上。他還是不屈服。末了，敵人絕望地把他槍殺「示眾」。其他如盧子敬、陳丹山等同志。都為革命灑盡了最後一滴血。

　　敵人的燒殺慘無人道，對我們的同志不僅是槍擊和砍頭，甚至把他們當眾「開膛」，割了心肝去下酒，被捕殺和活埋的基層幹部和群眾不計其數。但是，敵人越殘暴，革命軍民的反抗越堅決。我浙西南革命軍民在這場鬥爭中用生命和鮮血寫下的壯麗篇章，將永留青史！

　　挺進師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區南渡龍泉河以後，敵人的追堵部隊雖然只有五個團，不及其「圍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於我，加上地方反動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的配合，我軍的處境還是十分艱難的。我們和追蹤的敵人往返兜圈子，周旋於浙閩邊區的景甯、慶元、松溪、政和、建陽、壽甯、福安等地，戰鬥頻繁激烈。

　　十月五日，我們在壽寧縣境與閩東特委主要負責人葉飛同志等勝利會師。這是頭一年我們抗日先遣隊北上途經閩東與他們會師之後的又一次會師，群情振奮，十分歡快。隨即，我們進到浙江泰順縣境。雙方在交談中一致認為，敵人組建了一個「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四省邊區的反革命力量來對付我們，而我各紅色遊擊區卻互不聯繫，各自為戰，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與閩東、閩北三個地區能取得密切聯繫，即使一時尚難統一行動，但只要能在戰略上互相協調、互相策應，定可更有力地打擊敵人。基於這一認識，雙方領導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的一致意見。經協商，臨時省委由劉英、粟裕、葉飛、黃富武、劉達雲、阮英平、範式人、許信焜、洪家雲、方志富、許旺等十一人組成，以劉英同志為書記，我任組織部長，葉飛同志為宣傳部長兼少共臨時省委書記；並相應成立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由我任司令員，劉英同志兼政委。

　　臨時省委成立以後，面對敵人不受調動、集中力量摧殘我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反革命策略，我們立即著手開闢新的遊擊根據地。除令北渡甌江的第一縱隊加緊向浙東地區（即括蒼山南北地區）發展外，重點放在開闢浙南地區的漩擊根據地。

　　浙南地區，主要是甌江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東瀕東海，南接閩東，山嶺連綿，地形險要。它比浙西南地區有兩個更為有利的條件：一是一九二四年這裡就有黨的活動，一九二九年冬天以後的兩年間，党在這裡領導過武裝暴動，紅十三軍的旗幟曾插到甌江兩岸的許多鄉鎮，在群眾中留有很深的影響。此時在平陽、福鼎之間已有閩東黨的工作，可以互為依靠。二是這裡離浙贛線較遠，國民黨統治勢力比較薄弱。於是，我們由浙閩邊向東北行動，攻下了瑞安珊溪鎮，立足於瑞安、平陽、泰順三縣之間，以比為樞紐向東南和東北發展，一直打到甌江南部直抵東海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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